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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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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21] 百家廊:愛滋陰影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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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蔡縣文樓村,吳儀緊緊拉住愛滋病患者張老太的手,關切地詢問她的病情。 (新華社)

雨 岑

 愛滋病是人類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這是一場我們必須打贏的戰役。沒人可以置身事外。你們必須加入我們的行列,與這種世界疾病做鬥爭。 ——曼德拉

 二○○四年十二月一日,世界愛滋病日。中國,北京,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手,緊緊地握住了一個名叫老紀的愛滋病人的手。

 二○○三年年底。中國,北京市地壇醫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愛滋病人親切握手。

 同年。中國,河南省鄭州市。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視察河南省著名的「愛滋病村」上蔡縣文樓村後,專程趕往鄭州與以防治愛滋病著名的高耀潔醫生閉門長談三小時。

 從這些高官行動可以看出,中國終於在愛滋病問題上告別了一個曖昧和被動的時代。

貧窮導致悲劇

 從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北京協和醫院接收第一例愛滋病開始,中國人和這個世界殺手已經打了整整十九年交道了。

 但它真正變得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則是因為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河南省發生的一個無可挽回的悲劇。

 一九九二年前後,由於主管部門的疏於管理以及地下血站的利慾熏心,在河南省的大小村落裡,湧動著一股採血賣血的狂潮。那裡人口稠密,自然資源貧乏,農民生活窮困。他們在經濟的利誘下,為擺脫貧困,伸出了自己常年勞作的粗壯手臂,紛紛加入了賣血者的行列。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賣血專業戶、賣血專業村。

 這種非法採血的過程是可怕的。有些血站就是一台拖拉機上放一個離心機和幾個反覆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血頭在對眾村民的採血過程中根本就不體檢,不化驗,亦不對器具進行嚴格消毒,多人共用一個針頭。更不堪的是,血頭採血還從「全採」的形式轉變為「單採」。「單採」即提取血清後,將澄下來的紅血球再輸回供血者的體內。

 一些村民說,當年血頭在輸回紅血球時經常出錯,他們甚至把幾個同一血型的血液全部抽到一個容器裡,提煉出血清後,再把餘血分輸給供血者。

 觸目驚心的後果出現了。由於重複使用針頭等等違規操作行為,只要有一個獻血人感染愛滋病病毒,就會導致所有在同一血站賣血的人都感染。同時,在醫院裡接受這些血液的病人也無疑會被感染。

無知導致漠視

 這便是中國愛滋病傳播途徑的特殊之處:採供血傳播。河南省衛生廳長透露,該省從既往賣血史人群中普查出二點五萬HIV攜帶者和一點一萬餘名現症病人。時至今日,中國的現存感染人數已達八十四萬。

 對愛滋病的無知,使得當地政府害怕影響自己的政績而採取「瞞報」的策略。新聞媒體在當地的調查採訪受到阻撓時有發生,甚至有兩名宣傳防治愛滋病的活動人士還遭到了拘捕。他們的「罪行」便是向公眾散發了一份有關河南省農村群眾因賣血而感染和傳播愛滋病情況的調查報告。

 除了漠然的政府,愛滋病人當時還要面對那些對愛滋病深感恐懼的親人和鄰居。在河南農村,沒有人敢跟病人說話,沒有人敢在愛滋病人去世後抬棺材為他送行。病人家周圍的蔬菜爛在地裡,麥子熟了也沒人敢收割,怕吃了感染上愛滋病;愛滋病村的村民東面的窗戶全被堵住,理由是怕東方吹來的愛滋風傳染上愛滋病。一到夏天,家家大燃蚊香,他們怕愛滋病患者家裡的蚊子會飛到他們家來,以為一旦叮咬就會被傳染。

 而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上述的種種接觸都不太可能傳染愛滋病。但,這樣的恐慌舉動對病人的心裡打擊卻是致命的。孤立而壓抑的生活,與酷刑無異。

安全套宣傳的尷尬

 十七世紀末,英國醫師約瑟夫.康得姆發明了第一個用羊的盲腸製成的現代避孕套。從誕生的那天起,它起著避孕和避病的雙重作用。愛滋病在西方泛濫成災時,它則因有效地降低染病機會率而普遍被稱為安全套。

 但安全套被引進中國,主要的原因還是它的避孕效果。時至今日,提起它時,絕大部分的人們第一反應仍是「避孕」,而非「防愛」。為了讓人們普遍對它有正確而全面的認識,中國醫學界衛生界都舉辦過許許多多宣傳活動,但是,得到的反應卻無疑是令人尷尬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瀋陽市愛滋病防治協會舉行了「預防愛滋病、使用安全套」大型宣傳活動,主辦方準備了二萬個安全套及預防愛滋病手冊向適齡人群免費發放。當現場主持人宣佈所有到場市民可以領取免費安全套時,眾多市民包圍了發放人員。二十多歲的年輕戀人、中年夫婦抱著小孩甚至幾位老年人都擠在人群之中。

 但是,另一邊發放宣傳單的工作人員卻遭到了冷遇。得到宣傳單後將目光在上面停留幾秒鐘的也只有極少數人,大多數市民都首先在宣傳單裡搜尋是否有安全套夾在其間,待發現只是宣傳單後,許多市民都直接將宣傳單放進大衣口袋,然後又擠進人群,對工作人員嘀咕著:「給我一個安全套。」

校園的窘境與希望

 而今的大學殿堂已經不是防愛的淨土,北京市大學校園中已經發現愛滋病感染者。衛生人員試圖在今年「愛滋病日」走進校園,宣傳防愛知識,同時免費發放安全套。但是,這樣的活動在內地的頂尖學府——北大和清華都受到了同樣的抵制。安全套被留在了學校紅十字會或校醫院,來諮詢防愛知識的學生也寥寥無幾,在兩個半小時的宣傳活動中,只有幾個男生在展板前停留片刻,女生們則是匆匆而過。

 在大多數老師和學生看來,「性」仍是一個難以啟齒的話題,這也使得愛滋病的宣傳陷入窘迫的境地:校方如果同意發放安全套,很可能會被公眾社會理解為一個信號,那就是默認性活動在校園裡是一種合法的存在,這樣的觀念對於我們的社會來說似乎有點「前衛」;如果不同意,則在實際上增加了學生感染的機會率,一意孤行也是迂腐的。

 在這種兩難境地下,校園開始流行一種新鮮的教育模式——同伴教育。一般是由受過專業醫學訓練的學生走上講台,為其他專業的學生講解有關方面的知識。因為同齡人之間會產生非常的信任感和親和力,這種模式可以被視為校園防愛的希望。

 北京大學醫學部二○○三年成立的「健康促進1+1」已經在北京的各大高校中巡迴授課了很多次。本月一日,他們在北大的課堂裡講授「如何安全避孕」和「如何正確使用安全套」等問題時,便收到了與前述衛生人員的宣傳截然不同的效果。同學們非常積極地提出心中的疑問,發表自己關於愛滋病的看法,說到精彩之處,五百人的大教室裡便會響起熱烈的掌聲。當老師拿出人體模型和安全套要求同學們演示自己認為正確的使用方法時,一個勇敢的女孩子在大家友善的笑聲中跑上了講台。

 一位認真聽課的同學課後這樣評價說:「在這樣的課堂上,我們才能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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