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22] 管治問題需大智慧和新思維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選舉之後，民主黨受挫，但特區政府的日子並不如預計中好過。特區政府和官員以為可以甩開民主黨、民主派的糾纏，做好管治工作，但07和08雙直選不成為民情主調，紅蟲事件、教育改革、西九龍文娛藝術計劃、紅灣半島、公務員減薪訴訟和薪酬調查、開發大嶼山、鍾麗幗事件，卻令人不忍卒睹。

　這些個別事件，不是現在才有，而是七年來不斷，而且似有某種共通的模式，不可能沒有系統性的深層因由。

　一年多來，特區政府和主要官員一直想方設法、渾身解數，要搞好香港的管治，以良好的管治和經濟實惠安撫人心，穩定局面。這是一種「以我為主、由上而下、包起一切」的管治觀。原本以為這樣方式是最保險、最安全的，香港經七年多的實踐，現在距離設計時的設想很遙遠。每次以為可以寄望敗部復活，但每次事件都再拉低管治水平，特區政府的管治更偏離設計時的設想。

　現在管治問題的系統性根源一，可能正是這種「以我為主、由上而下、包起一切」的管治觀。

　二百年來，中國人的理想是求「中西交流、去蕪存菁、融會貫通」，香港很大程度上實現中國這百年理想，引入一些現代社會的方式和高中層體制，把它們操作化(Operationalised)，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再傳入中國內地。由百年前的洪仁玕、何啟和孫中山等開始，以至這幾十年，香港為中國引入利商觀念、製造業品質觀念、金融業及體制、法治觀念及體制、土地應用制度、文官制度、由買辦到社會精英和擇優制度(Meritocracy)、社會流動及中產階層、多元和不同意見的共存、開放社會和容忍社會、公民社會、自由社會、和西方關係、不除外不媚外、尊重個體和事實、廉政、市場經濟，等等。

　這些高中層面的體制，有它們共通的生命系統，自然和中國原有文化產生交流、矛盾衝突和融和。

　香港可以成為世上最前列的經濟大都會，是香港面對「現代世界的現實」，接受挑戰和磨練，付出代價而取得的。這是一種「多元並存、自由開放、平等競爭、由下而上決策和自負成敗後果」的管治觀。這些高中層面的體制和文化沉澱，很多是中國沒有的，或古已有之但早已遺忘失傳的。初時提起，中國多是反對。香港人百多年來為中國播下「現代文明」種籽，但「現代文明」種籽在不同時期的「以我為主、由上而下、包起一切」文化中，被視為異端邪說，洪水猛獸，要等幾十年後這些文化和文明觀念和實踐才被中國內地視為正常，成為「中國」的組成部分，成為界定「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新內容。

　現在中國加入世貿，成為世界工廠，在奧運會取得佳績，正是香港和內地互補合作、走向現代世界的良機。但歷史似在重複，香港為中國內地引入體育經濟之外的政治、法治、行政、管理、管治、教育和工商百業，以及伴隨它們的文化思想、集體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性，又一一碰上以前的遭遇。

　香港「後九七」的管治，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原先設計，還多一點對香港百年來的「多元並存、自由開放、平等競爭、由下而上決策和自負成敗後果」的管治模式的肯定，但實施七年來卻不斷走樣，面臨政治和經濟的抉擇時刻，總是偏向「以我為主、由上而下、包起一切」的管治觀、政治觀和經濟觀。

　九七後，中國式定義的精英(一個人或一群人在一個既成的軍政道德大一統中，趨近它的邏輯和規律，因之取得成果，為社會確立典範、體制和文化，個人也取得權力、利益、地位和榮譽)，在香港的權力圈大為流行。原有的香港式定義的精英(一個人或一群人在某一明確的知識和能力範疇裡，趨近客觀規律，因之取得成果，為社會確立典範、體制和文化，個人也取得權力、利益、地位和榮譽)，利用剩餘的力量抗衡。兩種定義下的新舊精英互磨互耗，07和08雙直選是戰場，紅蟲事件、教育改革、西九龍文娛藝術計劃、紅灣半島、公務員減薪訴訟和薪酬調查、開發大嶼山也是戰場。

　香港的管治問題的根本處理，可能須要解放思想、跳出「以我為主、由上而下、包起一切」的框框，用新思維另闢蹊徑了。 (本專欄每周三刊出)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