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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九七之前的港督、魯平口中的「中國人的老朋友」魏奕信，最近接受南華早報（SCMP）訪問，罕有地直接談及香港社會和管治的問題。他說政治人物有錯要認，他做港督的政治顧問時，明白認了錯之後才可以（就可以）重新開始。以他的背景，這些話應是意有所指的，甚而是考慮過中方的可能看法而講的。上個月，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由港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Uneasy Partners-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環繞著「香港管治觀」闡述他幾十年的經驗和觀察。他說批評和認錯是政治和管治的一部分，開放批評等於（事先）查找不足和（事後）總結經驗，預見將來困難。
管治常識和常規不能違背
這些都是政治和管治的常識和常規，無分中西，不能與之背道而馳。九七前英人治港，把這些貫通中西的常識和常規，運用自如，進退有度，和港人在中國土地上建立一個銜接半個地球外的西方現代體制。香港這個（類）現代體制，九七之後並未生預期的效果，一連串咸認不會發生的亂子和困擾紛至沓來，特區政府窮於應付，掌握不了複雜局勢、平衡不了各方利益；外來危機否認和迴避、內部無事自造危機，進退失據，港人受苦受難。
目前的局面，眾多複雜成因之中的一個主因，是九七之後的治港政策沒有以中國七、八十年代之交開放改革那種程度的開放思想看香港，沒有以正確的思想和態度對待九七前香港建立的這個（類）現代體制，沒有好好考慮香港這個（類）現代體制在中國千百年的體制中可能產生的「文明差距/文化衝突」的問題，簡單粗糙地「從主觀開始、以主觀終止」看香港問題。這些可能失誤，我九七前曾在香港、北京和上海向張浚生、魯平和李儲文當面詳談。九七之後，特區繼續已成勢的那種「以我為主、以我為標準」的集體主義運動式「動量」（Momentum），盲動冒進。對現實處境和形勢單憑唯心主觀設想和空想，思想準備不足、基礎認識不足，脫離現實、脫離現代社會的常識、常規和原理。這恍如內地1978年前常犯的毛病。七年多，特區政府不但沒有實現九七前允諾的「明天更好」，守成也守不住，甚而連香港建立的、中國百多年來要建立但建立不了的這個（類）現代體制，也岌岌可危。
把管治納入良性循環
第八份施政報告，董特首才向港人認錯道歉，比我在九七回歸後的中央政策組中建議的遲了六、七年。這份施政報告的政治構思和設計，明顯是要理順港人情緒，希望香港社會可以重新再出發，把管治納入良性循環，香港可以走出谷底。
管治問題絕不只是公關問題，絕不祗是政策問題，而是整個治港思路的有機結合的問題。如果最高的「文化制空點」，北極星的坐標搞亂了，香港的東南西北就會亂作一團，對錯是非顛倒，先進與落後對調。香港百多年，學了一丁點（類）現代管治，接駁上中國2500年的先秦和先孔文化傳統。治港要從這角度切入。香港問題成為整個中國的問題的一個切入點，恐怕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歷史真義。
香港值得、需要一個「香港學研究所」，像古希臘的學苑、古埃及的博物館和中國的杏林那樣，像修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那樣，以百人十年的集體勞動，給香港一個「說法」，給中國一個觀照，為歷史留個紀錄。這是現實需要，也是智能需要。(本欄每周三刊出) （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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