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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偉恆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現代政治學可以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公共行政學三大範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早期，公共行政學經過德國韋伯(Max Webber)、美國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努力，在英美的學界，已經自成一家為一個獨立於政治科學的學科。公共行政學將公共事務的管理專門化、科學化，韋伯當年就提出要將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威爾遜在後期提出民選的政治家要加強控制行政部門，以增強官僚向公眾的問責性。
公共行政作為一個源於西方的學科，中國比較接近西方政治理論的學術思想，可能有儒家、道家、法家，但是在某程度上講，三家有關政治討論的章節，在經過千百年封建皇朝的洗禮下，大膽來說只剩下君主如何治國、如何管理人民之道，西方馬基理維利(Machiavelli)式政治的濫觴。
由政府管理社會、管理經濟活動的階層(Hierarchy)關係過渡至政府與社會、私人企業合作的網絡(Network)關係。這理論衝擊著我們中國固有的政府社會關係。毛澤東就講過中國自古皆行秦制，中國政治制度理論上從來都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式政制，特點是尚君權、地方弱、社會弱。中央集權制度有其體制上的缺點，例如：如果說中國近代的積弱是由於中國無類似西方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某一個層次來說，就是由於政府(State)強、社會弱這種國家社會結構下，中國民間的力量在中央集權專制王朝的約制下，難以發放出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能量的結果，進而導致中國的現代化及工業化比西方足足晚了兩個多世紀。而在今日的中國大陸，跟內地學者討論種種社會問題時，往往結論都是歸咎於「體制」問題，例如：吏治問題是體制問題、國企問題是體制產生出來的產權問題、國有資產流失亦是體制問題。說明的是，體制問題仍然縈繞中國至今。
西方學者Joseph Fewsmith指出，現今中國政府的難題是如何在市場改革的大潮下，應付民間對於政府的政治要求，當中可能涉及敏感的所謂體制問題、提高管治質素等等。Fewsmith指出中國政府要改善管治，避免民怨，照搬西方自由民主是一個可能的方法，但這個肯定不會是中南海領導人當前的選擇，而提高管治能力，反而是另一個可行方法。胡總在二零零四年九月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中，提出提高執政能力(State Capacity)，就是要將中央政府的政策對地方政府、經濟的約束力、執行力加強，提高政策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其實亦正巧合地符合了一些建設發展中國家研究的基本分析。倫大亞非學院研究非洲政治的Donal O'Brien教授指出，西方國家的政府由於國內的政治因素，往往先在這些後殖民地國家政府的能力仍然很弱的時候，先行民主化，令到這些國家都陷入不穩定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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