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01] 文化認同和文化差異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推動母語教學，促進文化認同，不等於否定文化差異。《基本法》第九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就體現文化認同和文化差異的平衡。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就開始實施中文教學，顯示「殖民地」政府也承認「母語教學的成效最佳」是教育的一個普遍規律。但為什麼至今母語教學在香港仍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因為，一個多世紀「殖民管治」所形成的英語優於中文的制度偏向及相應的價值觀根深蒂固；港英政府承認母語教學必要性，卻允許學校自行決定採用母語教學、英語教學或者雙語教學，以至於特區政府推動母語教學遇到很大阻力。

用本土語言代替帝國語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動母語教學的動機和目的，與港英政府允許母語教學有重要差別，這就是關於「文化認同」的不同立場。

　所謂「文化認同」亦即「文化區別」：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的差異，規定了它們各自的特點即各自的共同點。在人類文明史上，無論哪一種文化，語言總是基本元素和基礎元素。「古今學者在劃分文化共同體的問題上儘管提出過各式各樣的標準，但至今仍然經住了考驗，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卻只有兩條：一是「共同語言」，二是「共同心理」。「二者又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蔡俊生、陳荷清、韓林德：《文化論》，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4頁）

　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實施母語教學，的確是順應非殖民主義化歷史潮流的明智之舉，但是，她不想也不可能想改變英語教學在香港的主流地位。九七前，所謂香港文化的中西合璧特色，是英語及西方文化佔主導位置。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理應大力推動母語教學來促進香港社會對於國家的文化認同，進而推動香港居民尤其中國公民對於回歸後新身份的認同。長期「殖民管治」所形成的英語及西方文化佔主導的狀況必須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樣做，合乎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全球非殖民主義化歷史潮流。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非常重視美國國民身分認同以及相應的美國文化認同的純潔性，就是這位亨廷頓教授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肯定：「大多數前殖民地在獨立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語言來代替帝國語言，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51-52頁）

語言分佈反映權力分佈

　教育統籌委員會轄下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工作小組所發表的諮詢文件，稱其各項建議「是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諮詢文件之《我們的信念》第三段）。這沒有錯。但是，「學生的利益」受制於社會環境和時代條件。脫離九七前後香港社會環境和時代條件的變遷，不可能準確判斷「學生的利益」。

　不能低估香港特別行政區推動母語教學的阻力。英語佔香港文化的主導地位固然是長期「殖民管治」的結果，也同英語及西方文化在近代和現代人類文化中的優勢密切相關。亨廷頓說：「歷史上，語言在世界上的分佈反映了權力的分佈。」兩個世紀以來，英國和美國相繼雄霸全球，英語至今仍在全球擁有主導地位。近代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不如西方文化。最近20多年來中國人民急起直追，但在一些方面仍同西方文化有不算短的差距。長期以來香港對內地的優越感不僅由於香港較發達經濟水平，而且由於香港與西方文化相聯繫。香港與國家主體在文化上的差別，使香港特別行政區普及對國家的文化認同需要較長時間。切莫以為香港人口的絕大部分是華人，絕大多數香港人是以母語來思考的，母語教學就容易推行。只要使用英語在香港仍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香港不少中國人家庭將依然偏重英語教學。粵語作為一種方言同規範漢語的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母語教學。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方言迥異的國家，母語教學即所謂普通話的現代漢語教學。否則，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以及由「共同語言」來表現的「共同心理」就會虛無飄渺。

　作為一個國際都會，香港應該繼續有完全以英語教學的國際學校，其他學校應該繼續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同時，香港擺脫「殖民管治」才7年多，必須扭轉社會重英語輕母語的偏向。 (本欄每周二刊出)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