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16] 香港如何因應新形勢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胡溫主政以來，提出「科學決策」，在沙士一役、治理淮河水患和處理如礦難的重大災難時，付之實踐。「科學決策」包括客觀務實評估現實形勢和目標之間的距離，知風險、知危機，知不足、找不足，肯付出代價冒險犯難，在客觀基礎上結合主觀願望決策，拋棄因循的祖宗家法和套式，效益至上，推行時汲汲於掌握全面而正確的、未經「政治需要」扭曲或污染的訊息，及時更正調整。胡溫又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求取全面的人文和社會發展，協調發展和持續發展。

　近期香港特區特首人選更換，務實回歸客觀事實，期望能打破清規戒律，把前此不可能的組合成新的可能，某一程度上也可以是體現「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精神。現在回頭看起來，這是經過長期的反思、佈置和醞釀的自然發展，不是單一因素起作用，不是誰一人或一伙人說了算，而好像是這一年多來，眾多因素開放，一起運作互動，無形之手把各方調撥到一個「最切合點上」（Optimal Point）上。香港百年來不可能的奇跡，總是在絕對不可能處，綻出生機。八十年代，連大陸也在講香港的無形之手的神奇。這次似又是無形之手開始把香港推向一個趨於事物發展的客觀性的路向上。

　中國不再是鎖國的天朝，中國人汲汲於和世界接軌，略有所成、初見成效也不能再自成一個世界、以我為主、以我為標準了，天威不再是現實，胡溫本身也要接受現代世界的規範，要經得起客觀規律和邏輯的檢驗，要「科學決策」、「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直到二、三星期前，部分人一直瞪住北京，用去二十多年的老皇曆，用三十年代的「海派」世界觀揣摩中央對港政策，這次傻了眼。

　不論是沙士一役、治理淮河水患和處理礦難，或者是香港特區換班子，都是有理論有實踐、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檢驗有理論的，章法明快，趨向某種合理性。現在好像是一次「科學決策」、「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下對港的撥亂反正。辯證地看，任何因應新形勢的新思考和對策，也必然有新的問題和風險，但現階段而言，應可以因應目前問題。

　在中國這二十多年的急促發展下，港商面臨的歷史挑戰是過去百年用中國商賈的一套政商關係法在英國人的重商主義文化（Mercantilism）中發展起來的求生之道，已大大不敷應用，不但在內地，在香港也捉襟見肘。和日本、歐美和猶太商人比較，港商沒理論有實踐，不事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檢驗理論，實踐是沒有自覺的「經驗主義」，言談間刻意輕蔑理論，視理論為無用，費時失事。他們的世界，是以中國千百年傳統的軍政經建制和英國人的軍政經建制作世界的盡頭，在這兩個世界中發展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除了極少數，都出不了在這兩個世界，不能到外邊直接面對更廣闊的現實世界、接受客觀規律的檢驗，更不能像日本、歐美和猶太商人那樣，把理論和實踐整合成一個個知識體系（Body of Knowledge）。

　在內地，普遍是要有理論有實踐、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檢驗理論，在這層面溝通。香港可能也正朝這個方向走。港商和曾蔭權以後不但要做實事，還要能言善道，有理論水平，像內地員工和學者那樣，隨時一套套地談問題和目的，講形勢、機遇和制約，分清正常運作和危機處理，客觀抽離衡量內內外外主客觀的目的和動態，策略選擇和得失取捨，反饋和修正，結局結算與獎懲，總結經驗……等等。在「理論和實踐、以理論指導實踐、以實踐檢驗理論」層面，他們和中央和地方在這層面溝通？

　香港是第一個中國人社會，可以以現代西方的經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標準，決策以事實為第一義、以準確訊息為基礎；容許和保障個人自由思想和直接接觸生活現實，追尋利益、知識和資訊，質疑和檢驗、肯定或否定一切既成的總路線、大局大原則，比較不唯上唯樣唯親，以制度和程序規範利益、知識和資訊的追尋和運用，自我警惕，及早防範既成建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知識擁有者走過頭。(本欄每周三刊出)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