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22] 香港處於特殊而敏感的時刻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關於「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內地法律界和香港法律界的觀點大相徑庭。這是眼前香港最具爭議也最敏感的問題。但是，有關法律觀點的分歧不可能由香港立法會修訂有關本地法律來解決。如果內地和香港的法律界無法由溝通來取得共識，那麼，請求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來做權威解釋便是題中應有之義。

　從2005年3月12日董建華先生辭去行政長官職務正式生效到7月10日新的行政長官補選產生，按歷史的尺度來衡量，這121天是香港特別行政區8年歷史上一個特殊而敏感的時刻。

121天成為特殊而敏感時刻

　在現代政治史上，政府的中途更替司空見慣。但是，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一沒有成功先例可援的實踐來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位行政長官在其第二任期的中途辭職，是開了一個先例。展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未來更長久的歲月，這不可能是後無來者的絕響，但是，對於生活在這片約1,1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絕大多數居民來說，畢竟是當前一個出人意表的變化。

　在現代政治史上，政府的中途更替凡有章可循、有成例可援的，大抵能夠平穩進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辭職、職位出缺時的臨時安排和重新選舉產生等都有原則規定，但是，畢竟沒有先例可援；何況，關於因行政長官中途出缺、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存在著對《基本法》有關條款理解上的分歧。這就給新的行政長官的選舉過程籠罩某種不確定性。

不同黨派或利益團體之表現

　一個出人意表的變化，一個存在著某種不確定性的補選過程，已經足夠讓這121天成為一個特殊而敏感的時刻，何況，情形不止於此。

　在香港，有人不相信董建華先生是因為健康理由而辭職，努力探究深層次底蘊；有人強調董建華先生是因為健康理由而辭職，竭力炮製「一切不變」的觀點。不少人視行政長官辭職是香港居民多年所受困頓的一種補償，為之而慶幸；一些人因多年習慣性攻擊的靶子驟然失去，而四顧茫然。有人以為「高官問責制」將隨其推行者的離去而告終，情不自禁地歡呼「政務官治港」時代來臨；有人則憂慮香港特別行政區「時光倒流」。不同的黨派或利益團體對於署理行政長官兼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的政治地位，解讀出不同甚至相反的信息。不同的黨派或利益團體對於可能出任新的行政長官的熱門人物，懷抱著不同甚至對立的預期。於是，在這一個特殊而敏感的時刻，香港的媒體與政壇已經並將繼續流傳自相矛盾或相互矛盾的「消息」。

不能讓「領匯事件」翻版

　董建華先生順利辭職，固然使這一特殊而敏感的時刻有了一個良好開端。然而，關於行政長官辭職所出現的紛紜猜測、所激發的複雜情緒、所引起的不同預期，使這121天能否順利度過存在不確定性，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居民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

　關於「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特區政府的觀點發生重大轉變；內地法律界和香港法律界主流觀點大相徑庭。這是眼前香港最具爭議也最敏感的問題。特區政府需要根據其新的理解來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這件事需要如期在香港立法會展開。但是，有關法律觀點的分歧不可能由香港立法會修訂有關本地法律來解決。如果內地和香港的法律界無法由溝通來取得共識，那麼，請求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來做權威解釋便是題中應有之義。新的行政長官競選不能在新的行政長官任期存在爭議的不確定條件下展開，更不能讓「領匯基金事件」在補選行政長官過程中出現翻版。在新的行政長官候選人開始報名之前，有關任期的法律觀點的爭議必須得到解決。

特區政府須有危機處理機制

　選舉過程務必公平、公正、具透明度。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方式已被某些政治團體貼上「小圈子」選舉的標籤，補選又是開先例之舉，又是在不同的政治力量、利益團體相互猜疑和較量的氛圍中展開，選舉結果又被寄以不同甚至截然不同的期望。因而，選舉過程務必經得住質疑。

　一旦所有候選人都報名而進入競選程序，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就將進入最脆弱的時刻。第一，將會有一位或若干位政府主要官員因競選行政長官而辭去政府職務，管治班子需要做臨時調整；第二，餘下的主要官員不可避免地將思考個人前程並採取相應舉措。為應對這段時間可能遭遇突發事件，特區政府需要有危機處理機制。在一定意義上，香港目前這一個特殊而敏感的時刻，正是對香港公務員制度和公務員隊伍的一次難得的檢驗。香港目前這一個特殊而敏感的時刻需要平穩度過，這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實踐進一步深入的重要基石。 （本欄每周二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