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1] 王韜辦報—「借彼事端發揮胸臆」

■張圭陽　資深傳媒人

　王韜被林語堂譽為「中國記者之父」，西方學者說王韜是「香港中文報紙早期發展中的首要人物」，有關王韜的中英日學術論文及專著以數千計，說到香港的報業史，就不得不提及王韜。

　王韜(1828-1897)是蘇州甫里人士，十七歲鄉試中了秀才，以後再考舉人，屢試不第，摧毀了他依循科舉制度當官的途徑。王韜廿一歲時父親去世，農村經濟破產，為了生活，王韜離開鄉間在上海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墨海書館任職中文編輯，為時十四年，期間接觸了大量西方科技知識，1862年被清廷以私通太平天國為名追捕，在上海英國領事館幫助下逃到香港，開展了為期三十八年的報業生涯。

　王韜在1874年與何啟、伍廷芳開辦《循環日報》前，曾參與了《中外新聞七日報》及《華字日報》的編務工作先後達十五年之久，積累了辦報的經驗，其間王韜又曾歐遊三年，開拓了視野。王韜辦報，其理念在《循環日報．本館日報略論》中表述出來。王韜假借他人之口，先說王韜辦報：「所敘則或出於風聞，而未得其直，或得其大概，而未詳其備；言時事，則多避忌，言惡行，則略姓名，得無有乖直筆之義乎?」王韜其後自辯說：「其出於風聞，得其大概者，不過借彼事端發揮胸臆，以明義理之不誣，報應之不爽，俾眾生感善發心，消除惡念，發幽光於潛德，開悔悟于愚民而已」。也就是說，王韜辦報，只重評議，不重視事實，事實也只是供王韜用以借題發揮的題材而已，這樣就開了中國報人辦報重議論不重事實的濫觴。

　以下《循環日報》一則「羊城新聞」的例子可以見到新聞如何為評論服務：「黃某在石龍僱工，家眷寓於紙行街，其妻與一旗人通，黃某自石龍歸，薄暮家，旗人由瓦面去，黃居數日，曉起出城搭渡，旗人見其去也，遂入其家，其妻猶海棠春睡未足，旗人因與為歡。黃某至半途忽念推起被時，妻睡未醒，因歸欲為之覆被，其妻與旗人樂意方濃，忽聞黃歸聲，旗人懼而匿於床下，其妻乃佯睡，若為不知也者。黃就榻為之覆衾，撫之再三而後去。旗人怒曰：有如此夫婿，尚來戀我，其心亦可知矣，憤而殺之。婦家告黃故殺，黃無以自明，遂誣服。旗人曰：奈何殺人妻又累人受殺妻之罪耶，乃詣官質狀，其案乃破。嗚呼彼之，天理固未嘗不在人心也。士之苟富貴枉道徇人者，其亦如此，婦之類也夫。淫婦之心，祇知有姦夫耳，豈復知其夫之愛己哉。究之始姦之而終殺之，天理固未嘗不在人心也。」一宗命案卻與士大夫的操守連繫上來，正好說明辦報者只是要借助一些事件來說話，到底這些事件與評議是否相關，也不是辦報人所要關注的。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報紙就是報人的私器，王韜不能從仕途上達到報效國家的理想，縱使流亡在香港，也不斷在報上議論國事，從言論上去影響京官，催生了洋務運動。王韜晚年不單為清廷特赦，可以返回上海定居，他也頓時成了朝野器重的人物，成就了不做大官也可以做大事的理想。王韜的成功，也導致中文報紙多投放資源在言論方面，較少投放資源在事實的搜集方面，也間接推遲了報業邁向現代專業發展的進程。（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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