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1] 中國正邁向拉美化邊緣

■陳　望

　去年以來，國內學界和企業界部分人士就中國是否存在拉美化問題曾進行過激烈討論甚至引起爭議，並引起了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作為拉美化的核心，貧富差距擴大，少數人富有，大多數人貧困，出現階級分化等特徵是否已在中國出現?(chinesenewsnet.com)

　作為最核心的概念，拉美化主要指貧富差距擴大，少數人富有，大多數人貧困，即出現階級分化。

　中國拉美化的問題主要在於分配，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某些貧困化和兩極分化。

　最近20多年的中國經濟改革與起飛，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亞洲四小龍起了很大的激勵作用。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成就整整刺激了一代中國人，並成為後來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經濟起飛的楷模。

　但是，人們忽略了一個問題：中國與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不一樣，後者版圖較小，人口基數不大，幾乎可以在一代人之內將農村人口移至工廠，使之成為小康階層。在這樣的經濟體中，效率可以成為壓倒一切甚至取代一切的口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只是一代人之內先富後富的差別。而在中國則完全沒有這個可能，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高度重視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

　但是，由於過多地強調效率，忽視公平，過長時間地執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政策，同時也因為城市法制化建設和社會政策改革步伐跟不上，因此，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不公、兩極分化、階層對立、利益衝突等社會問題不斷加深，成為擺在國人面前最急迫和最突出的拉美化。比如中國目前的最低與最高收入的差距就超過了俄羅斯，基尼系數早在10年前的1994年就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達到了0.434，2003年又達到了0.461，已經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數。在不到20多年時間裡，貧富差距發展得如此之快實在是世所罕見，似乎只有拉美國家可比。

　人們普遍擔憂：一個「分配不公的中國」有可能會「使這個國家成為下一個巴西」。

農民問題成為見證

　農村以及農民是中國拉美化的最集中的體現。

　從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執行一種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在不斷地吸納缺地或少地的農民進入城市，以助推國家的城市化和現代化；一方面又拒絕給農民工以合法的城市身份。農民在市場化改革中不斷地陷入困境，淪為最弱勢一族。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的稅費負擔沉重、地方政府人員臃腫、債台高築，無力為農民家庭提供必要的服務。地方官員腐敗猖獗。

　小規模、低效率的農業和鄉鎮企業的相對衰落使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目前中國農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317美元，城鄉收入差距從八十年代的1.8:1上升到了2003年的3:1。從2000年到2002年，農村家庭絕對收入下降了42％，根據政府2004年7月的報告，2003年生活在官方定的每年75美元的貧困線以下的農民人數上升了80萬，是自從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第一年出現農村絕對貧困人數的上升。

　農村的危機只是城市中孕育的更令人憂慮的危機的前兆。在當今中國，新富和權貴住著有圍牆和保安的別墅和現代公寓大廈，享受著和農村窮人和城市中生活無著者有著天壤之別的財富、權力和權利。後者包括住在臨時窩棚裡的上千萬農民工、越來越多的城市失業者以及為了給房地產開發讓地而被迫遷出市中區的低收入居民。數以千萬的農民居住在城市中，卻沒有相應的「城市權利」，包括法律地位、就業、教育、保健服務、保險和社會福利的權利。

圈地運動推波助瀾

　上述問題因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變得越來越嚴重。近10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直很快，這是一個自然生長和脅迫互相促進的過程，有許許多多的農民並不是因為嚮往城市高收入而離鄉背井，而是因為他們的土地被非法佔用，和十八世紀英格蘭以暴力侵佔農民土地，強迫農民離鄉進城的「圈地運動」相類似。

　而且這種狀況在近幾年有加快的態勢。2003年11月，國土資源部報告了168,000多宗非法徵佔土地案件，是上一年全年的兩倍。全年流失的土地為2,530,000公頃，達總耕地面積的2％。其中每一畝（約0.07公頃）土地變成非農用地，就有一個至一個半農民失去土地。從1987年以來，已有三千四百萬農民或者完全失去了土地，或者只剩下不到0.3畝。

　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不能進入正規的勞動力市場。他們即使找到了工作，但勞動法所賦予的權利也經常被剝奪。他們的工資被經年累月的拖欠。據官方統計，將近70％的農民工沒有任何形式的保險。多數人住在城市邊緣的臨時搭建的窩棚裡，常常在沒有任何通知和極少或沒有補償的情況下，整個臨近地區就被清除或拆除。

考驗政府執政能力

　有人認為，當前中國城鄉分裂危機在未來15年內可能導致3種結果：自由化、專制合作主義，或陷入混亂與動盪。

　但在中國，自由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作為專制合作主義生存的主要土壤之一，軍隊的規模和地位也在不斷縮小和下降。因此，拉美化成為人們談論最多、也是最有可能產生的結局。如果政府不能建立能有效解決中國新社會危機的制度。社會變遷的速度和社會衝突的爆炸性增長可能超出了政府的應對能力。政客可能與商界和社會精英勾結起來。長期貧窮的窮人階級可能與少數特權階級進行經常性的經濟代價沉重的低水平鬥爭。對中國許多學者和政府官員來說，如果社會趨勢得不到盡快扭轉，拉美式社會和政治問題在中國的出現將不可避免。

　對中國，當前防止拉美化傾向進一步加深，需要從兩個方面努力。一是盡快地改革戶口制度，給廣大農民工以正常的城市居民至少是準居民的權利，盡管這會引起城市化的利益化衝突。二是進一步完善社保制度和福利制度，選擇一個「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確定一個「正確」的社會福利模式，尤以美國的「補救式」模式最為合適，可以成為防止拉美化利益衝突和社會動盪的第一道屏障。

　在跨入人均GDP1000美元門檻這個十分重要的關鍵期，能否選擇一個「正確」的福利與社保制度是我國能否防止拉美化危機的一個重要挑戰，也是對執政能力的一個嚴峻考驗。(原載《觀察星報》，本報有刪節。（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