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6] 愛國陣營面對的時代變遷

■劉佩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特區政府內的官員在回歸七年多來面對很多身份、定位及取態上的調整，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愛國不分先後」，對於過去服務港英政府的公務員也是如此。現在愛國再也沒有過去的苦澀及悲壯，我們只要能繼續為祖國和香港的發展及人民生活美好發揮作用便無憾事。不論新舊的愛國力量都會對歷史作出反省，作出公正的評價。

　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在香港電台英語台《給香港的信》對於署理特首曾蔭權的評議帶來很多反響。蔡素玉自己澄清她的意見不是針對曾先生個人，我相信她的解釋，其實她的重點是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思維及政策的轉變，也反映了「愛國陣營」及一些報章所說的「傳統左派」的感受。更值得跟進的不是蔡素玉的言論，而是香港在回歸祖國過程中，香港人在歷史洪流中如何對於國家和香港的的定位、個人的身份及理念作出調整及互相磨合。

分庭抗禮狀態維持到1997年

　少年時讀中國的近代史，讀到清朝積弱屢受外國列強侵略的一大段時期，有過很不愉快的感受，有人索性不選讀歷史，或者考試之後就渾忘它；但是有更多的青年因此激發愛國豪情，繼承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投身革命及社會政治活動。

　1949年以後，香港及台灣的教育主要既有承襲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教育課程和方式，另外亦有英國殖民教育模式的官立及教會辦的學校，後者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地與大陸及台灣保持距離，他們很多進入香港大學。也是英治時期治港精英分子的培育階梯。然而，香港多元的教育使親大陸及親台灣的教育仍有生存空間，他們的民族認同及意識很濃厚，在七十年代，很多也有機會在海內外接受高等教育，其後在香港社會也發揮了影響力。

　此外，商界、勞工界及社會服務團體活動中，也有很多大陸、台灣及港英之間各自發展及互相鬥爭的歷史，包括六十年代的國共兩黨因掛國旗引發的暴動及文革時期的反英抗暴事件。當大陸改革開放後，台灣的影響力便式微，然而親中及港英的力量分庭抗禮的狀態一直維持到1997年。在當時的背景下，港英培殖的勢力不認識、甚至排斥中國，例如公務員都不能回大陸；另一方面、親中的團體及個人都難以進入政府及公營機構服務。而國家對回歸的香港，既承諾保持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自然要依靠原來的公務員班子，親中愛國陣營無可能取代。既無恰當的人才也未能肩負時代的新使命及職務。

　在中國四分之一世紀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的愛國陣營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尤其在工商界及專業界等經濟管理層，更是面目全新，也可以說愛國力量日益壯大。今天，當人們使用「親中」或「左派」的標籤，再也不是指他們有過去那種具有強烈的政治理念、對抗殖民統治的一群；而是增加了很多新的同盟。

香港愛國陣營出現很大變化

　特區政府內的官員也在回歸七年多來面對很多身份、定位及取態上的調整，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在世界上取得確認的一樁事例而已。很久以前，中國的領導人就講過：「愛國不分先後」，對於過去服務港英政府的公務員也是如此。

　在今年的兩會期間，吳邦國委員長在香港代表團的講話中，特別提出三點勉勵港區人大代表：第一，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政府的政策不是什麼都是好的，對問題可以提出意見，最好是建設性的意見，大家要理解、溝通及包容；第二，要致力建設和諧社會，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香港大多數人的利益還是一致的，不管什麼宗教、信仰及理念的人都要團結；第三，要嚴格按《基本法》處理香港的問題，包括中央及地方的關係、行政立法關係等，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及國際競爭力。現在看中央對香港問題的態度，使我們更能體會吳委員長講話的深長意義。

愛國團體及愛國者要向前看

　記得有人講過：「人民只會在國家面對危難時，才要不顧一切投入愛國的行動中，當國家在太平盛世，就不用天天把愛國掛在口邊」。愛國人士在中國的危難時期不顧生命作出貢獻，是很值得尊敬的、永遠也不會被忘記的！但是，現在時代環境變了，我們的愛國力量強大了，愛國再也沒有過去的苦澀及悲壯，我們只要能繼續為祖國和香港的發展及人民生活美好發揮作用便無憾事。

　我們相信不論新舊的愛國力量都會對歷史作出反省，作出公正的評價。個人在歷史中只是滄海一粟，留下的是在記憶中彌足珍惜的雪泥鴻爪。但願愛國團體及愛國者能向前看，為接受時代的新使命而努力。 (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