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6] 以開放頭腦詮釋基本法
■廖子明 前特區上訴庭法官 中國法學會理事
基本法源於中國憲法，我們不能忽視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背景，亦不能忽視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大陸與特區的法律體系應互相滲透與融合，香港必須以「開放的頭腦去詮釋基本法」，以避免不必要的社會動盪。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不僅是香港主權、治權、政權回歸，同時它還是特區法制的根本規範轉移。《基本法》於當日施行。
筆者希望簡短扼要地向讀者介紹《基本法》解釋的正確原則以免持續被誤導。
所謂「民主」人士，眾多的法律界和不少法官肯定一樣會明白只單純運用普通法規定的法律解釋制度來處理《基本法》是錯誤的。就是這樣，《基本法》訴訟歷年來在特區引起無限的風波。
《基本法》淵源於中國憲法。中英聯合聲明（與備忘錄），保留的香港原有法律制度，介入的中國相關法律制度，內地不言而喻的安排、運作，諮詢期各界的意見，參考後被錄用的歐共體制度（許崇德博士、李昌道教授）。畢竟《基本法》融入內地法制、構思、概念、理解、思維、定義、術語是公認的事。當然眾所周知兩地有不同的政治文化、法律的詞彙、立法原則、形式。在《基本法》中，我們也不能忽視「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深遠影響。既然《基本法》包含大量內裝的外來因素，單獨應用普通法解釋規則是絕對不恰當的。
特區須接受人大釋法權
人大常委會是個政治性立法機關。普通法不能容忍立法機關擁有最高解釋權的，可是香港法院的審訊權是來自中國憲法引入的《基本法》，而它是授權不是分權。《基本法》也是全國性的法律使國家主權能體現。因此，特區保留下來的普通法必然要接受立法機關釋法。所以除了香港法庭與中央的隸屬關係，特區還要接受終審權與釋法權的隔離，後者安排在人大常委會管轄下。審訊權與解釋權的割分是有前例依據的：歐共體法律的解釋權是落在歐洲公義法庭（英國是遵守這個安排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條文的解釋權是指派給「自由貿易委員會」下的一個機構（Ageney of Free Trade Commission）。此外，人大常委會不僅只是政治性的立法機關，它的權力廣泛到可以補充法律、法令來適應社會現實的進展，並不需要向社會諮詢（基本法委員會除外）或進行任何聆訊程序；那便是更受普通法排斥。但是，在《基本法》下特區不能拒絕接受這各項背離普通法的運作。
解釋基本法應考慮立法原意和背景
普通法的解釋法律原則總括來說是循「顯然意義規則」，即依據清晰文字或明顯的含義。在每一個國家內，立法機構與法院是同聲同氣的。立法機構必須依賴詞語來正確表明立法意圖，一切形諸文字，所以法院於釋法時，只要依照立法語文而不能推測立法意圖。儘管只依賴「顯然意義」規則可能會導致在案件中裁定出一個荒謬、不公平的判斷，普通法法庭也無可奈何地只可嚴格地循此規則運作。正如上議院西蒙勳爵說「否則便會赤裸裸地篡奪立法職責」，這是三權分立。特區現行的是「行政主導」政制，雖然是這樣，英國加入歐盟後漸漸對歐共體法律採取較為和緩的態度，行「中間路線選擇了靈活而不硬性」方向（Cruz）。
內地法制的解釋傾向「立法宗旨及涵義」、「目的論」，把焦點集中在「原則性、概括性、政策性立法」上，而不是具體明確的條文上，不拘泥於文字。在硬性普通法解釋規則下，內地立法看起來是運用模糊語言，而人大常委會不僅傾向「目的論」而更可能對模糊條文作同等模糊補充使法律、法令適應社會轉變。在這方面，我們應該了解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其中之一的特色，那就是「模糊性」及「語言文字簡約性」；像郝鐵川教授於接近1997年說：立法技巧「是宜粗不宜細」，「求簡捷而小推理，靠靈感而非邏輯，輕文字而重意會」。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基本法》期間，據李昌道教授的回憶，英方施以強烈的影響以致更困難地作出詳細的規定。所以《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傾向英方也應負責。況且，如「美臣」（Mason）非常任特區終審庭法官在他最近的結論把普通法被《基本法》第八條保留下來的影響力降低。他說：在《基本法》內保留下來的普通法不應過分重視。
以開放的方式理解基本法
市民期望在《基本法》釋法時有一個統一理解和實施，以免引起不安情緒。特區法院應慎重考慮市民的意念。筆者認為偏離全依賴殖民時期普通法的一貫準則是事在必行的。大陸與特區的法律體系應互相滲透、融合、互相扶持、促進使兩地法律概念、原則、構思、運作綜合。本港外國學者齊聲促特區法院要擁有高度政治智慧，梁愛詩司長推薦運用「開放的頭腦去詮譯《基本法》」。吳建璠教授曾預祝香港法律發展走向開放交融。這些良性正確的建議使《基本法》在特區解釋避免不必要的社會動盪。筆者認為普羅大眾不難明白盲目循普通法規則解釋《基本法》，是不應該的。從上列諸點，試問市民應否𡡷起質疑「民主派」，一般法律界和法官還有充分依據來堅持以不開放手法來處理《基本法》嗎？（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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