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9] 從法律解釋技術看新的行政長官任期
■張志銘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教授
對補選特首任期的爭論涉及到對《基本法》相關條文、詞句的解釋。從目前情況看，主張「剩餘任期」者依據的是《基本法》的立法願意，主要理由是：一、《基本法》附件一關於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的規定，即以二○○七年為明顯界分，在此之前設立一個任期為五年的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並在行政長官缺位時及時補選「新的行政長官」；二、《基本法》制訂過程中的用語變化，即將第五十三（二）條中「新的一屆行政長官」改為「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並以《基本法》起草時的檔案材料、參與起草者的回憶、職位補缺後的任期慣例作為佐證；三、二○○四年四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七年行政長官和二○○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明確規定二○○七年選舉產生的是「第三任行政長官」。
與「剩餘任期」針鋒相對的是「完整任期」的主張，其強調的是《基本法》語詞的「明白」語義，具體理由多在「駁論」的意義上提出，主要是：一、立足於《基本法》四十六條的規定，即「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二、《基本法》沒有對「新的行政長官」是「剩餘任期」作明示規定；三、對「剩餘任期」主張在假設情況下的質疑，如選舉委員會在七月任滿後「新的行政長官」再次缺位怎位𤥂麼辦？
釋法存在共通規則
從《基本法》解釋的角度來看上述爭論，首先應該承認兩點：其一，爭論者對《基本法》權威的共識。儘管主張不同，但爭論的前提都是《基本法》的相關規定應該如何理解為妥，其中包含了對《基本法》權威的維護和服從。而解釋者對法律文本權威的服從，是法律解釋活動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
其二，法律解釋與法律實施相伴隨，由於法律規定的普遍概括、語言表達的局限、解釋方法的多樣，以及解釋者不同的價值偏好等因素的影響，法律實施中的解釋爭議是不可避免的。在學理上，對法律究竟應該如何解釋才算妥當有效，的確有複雜多樣的看法。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認為實際的法律解釋活動是、甚至應該是一種無序任意的操作。
權威研究表明，在不同法域、不同法律傳統的法律解釋實踐中，還是存在共通的解釋規則或準則。
有鑒於此，我想從共通的因而也是可交流的法律解釋技術的角度，對上述補選特首任期爭論中所涉及的《基本法》解釋問題談一點看法。從解釋結論看，我認為「剩餘任期」的主張是更為合理的，理由主要是：
第一，符合立法原意不一定就意味著排斥語調的「明白」語義。法律解釋活動應該揭示和遵循立法原意，這是法律解釋具有正當性的基本要求。問題是通過什麼途徑、依據什麼材料確定立法原意。從法治實踐看，立法原意不僅是一種歷史存在，它更是一種現實存在。立法原意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它同樣為解釋中的公眾議論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從法律表述的語義出發、輔之於各種法律解釋材料去探尋立法原意，即原意解釋方法與語義等其他解釋方法的結合使用，是法律解釋實踐中的通例。
第二，語義解釋是解釋活動起點，但語義可能模糊、歧義，並必然受語境的影響，因此，一望而知的「明白」語義，可能並不能到達解釋活動的終點。法律是一個由篇章節、條款項、字詞句構成的表意系統，這個系統又存在於一個更大的法律文化環境之中。脫離開語境，無從確定語義。
兩項條文對象不同
從法律解釋的普遍實踐看，一般都會針對所面臨的問題尋找相關的法律文本，然後為確定法律文本的含義（或「立法原意」），根據需要依次採用語義解釋、系統解釋、目的解釋等方法。最後解釋結論的達致，可能是基於單一的語義解釋方法，也可能是語義方法與其他方法的混合，也可能是不同方法所獲取結論的權重取捨。在權重取捨的情況下，則包含了除刑事定罪量形等嚴格解釋領域外，超越語義解釋（尤其是在語義解釋達致荒謬結果時）的目的性擴張或限縮。
第三，在解釋對象上，任期爭議所直接涉及的法律文本是《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的第一句話，即「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依本法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聚焦於其中「新的行政長官」的表述，而非第四十六條。對四十六條的理解並無歧義：即行政長官一屆五年，一人一屆最大可能任滿五年，連任兩屆最大可不超過十年。
第四，儘管第四十六條語義明白，但與第五十三（二）涉及的情況不同：四十六條講的是正常情況下推舉和任職的行政長官，而第五十三（二）條涉及的是特首缺位或任屆未了的特殊情況下推選的行政長官，因此不能當然地按照第四十六條來理解「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正是「新的行政長官」在任期上缺少「明白」語義，才會導致「新的行政長官」是「剩餘任期」，還是「完整任期」的解釋爭議。
博採相關解釋材料
第五，在「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缺乏「明白」語義的情況下，法律解釋活動就只能按照第五十三（二）條和解釋規則的指引，尋找更多的可資憑據的解釋材料去做系統解釋。在這些相關的解釋材料中，不僅包括《基本法》中作為「新的行政長官」一語「上下文」的四十五條、四十六條、附件一、五十二條和五十三條其餘部分等，而且還包括構成這一表述和整個《基本法》語境的其他法律文件的相關規定、立法檔案材料、起草者陳述、職位補缺後的任期慣例、語言表達習慣等。儘管各種解釋材料在權威性上有權重上的差別，但它們對最後的解釋結論來說無疑都會發揮作用。
第六，從目的性考量的角度，對「新的行政長官」任期作「剩餘任期」的解釋，才能體現《基本法》對香港特區一九九七至二○○七這十年政制的階段性安排。《基本法》附件一明確顯示了二○○七年政府履新、行政長官產生方式可能的變化，與此相對應，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於去年四月作出了二○○七年香港將選舉產生「第三任行政長官」的決定，有鑒於此，第四十六條關於「行政長官任期五年」的規定，具體到第二任行政長官，只能做剛性理解，即以五年為限，不受缺位補選影響。至於各種對「剩餘任期」基於假設情況的歸謬，從法律解釋或法律運用的節制或自制美德出發，或者不值得面對，或者不必面對，或者可以取道長遠。
法律解釋是一種常與爭議相伴的活動，在此過程中，重要的是溝通、交流，卻不一定能達致說服。因此，在需要對不同的解釋主張做出選擇和決定時，與法律解釋權設置相關的解釋權威就不可缺少。解釋權的制度配置在不同的政制框架和法治傳統下可以有所不同，難以在籠統意義上談論優勢。在這方面，應該說《基本法》已有充分的制度安排。（原載2005-04-08《信報》） （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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