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11] 民心思治與法治妥協

■梁家傑　立法會議員兼資深大律師

　今天在中國大陸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之共產主義制度。人民民主參政，是透過全國及各省的人民代表大會（下稱「人大」）來實踐。全國和省的人大，擁有委任各級政府官員和法官的權力。在人大制度中，人大集所有權力於一身。只要是人大立的法律，人大都擁有立法解釋權。這種權力運用起來，可以產生「朕即是法」的效果。足以用來落實長官意志和滿足政府統治的需要。

　在香港，我們實行法律統治，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彼此牽制、互相制衡。沒有像人大般集權於一身。

　香港人透過代議士於立法機關中，根據政治角力的既定遊戲規則擺平各方利益，最終達致政治上的共識，並用白紙黑字把它寫下來，成為法律。草案獲通過的同時，立法機關也完成任務。立法時的用詞衍字要非常小心，倘若詞不達意，立法機關只能慨嘆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行政機關在立法過程中可以充分參與，盡量把政府一方的論據和論點陳述；甚至運用政府龐大的資源和宣傳機器，影響作為立法基礎之政治共識的形態。

　不過，在立法完成之後，無論民或官，都必須依照法律條文辦事，不能因時勢需要而把法律條文扭曲，以達權宜之效。清晰的法律條文，不容曲解，不因時制宜，不因人而異，這是法律的統治。與因應時勢和長官意志為依歸的人治制度南轅北轍，大相逕庭。

　時移勢易，立法時的政治共識可能因為客觀環境改變而不合時宜。到時應該做的，不是長官以條文不同立法原意為理由，重新解釋算數，而是把整個立法程序重新啟動：經過代議程序，把社會上各種不同的利益，根據民主參與的規則，再作討論，另找共識，改寫條文。經修改的法律條文，就成為日後社會的新標準、行事的新準則。

　每遇到法律條文出現不清晰的地方，或在應用於一些實際情況時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就交司法機關獨立審理，行政和立法機關都不能過問。法院擁有對法律條文的最終解釋權。

　這個權力不能交立法者。因為立法議員眾多，在達致政治共識過程中，必有相互退讓、討價還價的情況。每一個議員的記憶均可能有差異，靠他們來評定條文的解釋極不可靠，亦幾乎是沒有可能的。

　這個權力亦不容交給政府行使。只因若這樣做，法律便成為體現長官意志的政治工具，再不是以法律來統治了。

　當然，因為種種原因，司法機關依法斷案後，就著個別法律條文的解釋，未必合乎行政或立法機關的意圖。遇這情況，政府官員或立法議員可提出新的立法或修改原法例。在法院終審後，以新立的法例推翻法院的判決之例子，在奉行法治的國家屢有出現，不足為怪。

　有關「新的特首」之「二五之爭」，根本是由於中央要為曾蔭權度身訂造任期所致。就算是董建華辭職以後，政府官員和親建制的政壇中人，都仍然說新的特首任期是五年。直至曾蔭權被欽點這事實越發明顯，加上不同政治利益表達他們不悅之情以後，特區官員和一眾和唱者，才在北京拍板以後，改變論調。這不是政治權宜、因人而異，又是甚麼呢？

　香港民心思治，人人希望在董建華下台後，盡速建立新政府；既然中央已拍板是兩年，無論是因要曾蔭權試工也好，是不能擺平不同的政治利益也好，都不要繼續爭拗。對於這考慮，筆者表示理解。不過，筆者同時亦要警惕香港人，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神和法律制度建立不易，若因為要達到一時目的，不惜破壞它，冷水中的青蛙終被煮熟，那可能得不償失。 （本欄每周一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