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13] 心病還須心藥醫

■劉夢熊　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為什麼近年來香港往往因社會爭拗走向極端而浪擲時間精力，以致該走的路卻模糊不清？作者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香港社會尚未就港人的民族歷史使命感形成共認。作者指出，「心病還須心藥醫」，並就港人應樹立和明確哪些方面的歷史使命感，作出分析和提出建議。

　為什麼古代仁人志士往往有「雖千萬人吾往矣」、「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氣概？

　為什麼美國前總統肯尼迪「不要問國家為自己做了些什麼，首先要問自己為國家做了些什麼」的名句可以激勵一代人？

　與此相反：為什麼近年來香港往往因社會爭拗走向極端（如前年是「23條立法」爭議、去年是什麼「○七、○八普選公投」，最近是「二五之爭」等）而浪費時間精力，以致該走的路卻模糊不清？

　以本人觀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香港社會尚未就港人的民族歷史使命感形成共認。

　為什麼香港人會如此「失落」？依本人淺見，深層原因在於：

　一、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香港基於血緣關係及地緣經濟在內地招商引資中曾扮演了主要角色及起到了橋樑作用；隨著中國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歐、美、日、韓、台大量直接投資的進入，港資地位和比重相對下降，加上香港本身以中小企業為主，缺乏世界級大企業，在中國經濟舞台自然昔日風光不再，從長遠看香港由招商引資主角淪為配角是必然的；所謂「存在決定意識」，這種角色的變更自然影響心態；

　二、內地剛改革開放時，由於長期搞「階級鬥爭為綱」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會物質缺乏，城市風貌落後，腰纏萬貫的港人回到內地可謂「衣錦還鄉」，大有「居高臨下」之氣勢；二十多年過去，內地「天翻地覆慨而慷」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尤其是上海的崛起令人震撼；相反，香港「97」以來，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泡沫經濟」破滅，加上特區政府若干政策失誤以及經濟轉型的艱難，香港經濟面臨「高失業、高赤字」困擾，以致前年以來需要中央政府接連出招(如CEPA安排，居民「個人遊」等)「挺港」，作為曾以「香港是會生金蛋的鵝」而自豪的港人感激中央之餘，亦大有「今非昔比」之慨及自嘲「港燦」之歎！(注：香港二十年前有一電視劇《網中人》，有個配角扮內地新移民叫「阿燦」，形象是「一窮二白三老土」)。

　以上「英雄氣短」的「失落感」，潛移默化地彌漫於港人之中，這是比之去年「9．12」立法會選舉中地區直選中有62%選民支持「泛民主派」一事更為深層更值得中央和大家關注的事態。

　俗語：「心病還須心藥醫」。我認為：香港人必須重新樹立和明確自己的歷史使命感、歷史榮譽感，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失落」中尋回「自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創香港的新優勢。

　那麼，港人應樹立和明確哪些方面的歷史使命感呢？本人姑且「拋磚引玉」：

　一、繼續為內地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作用。

　港人在內地改革開放歷史上是立了頭功的。香港位居東北亞與東南亞接合部，位於亞太中心，是自由港，又是中西文化交彙點，是國際金融中心，港幣是國際貨幣，市場經濟地位有悠久歷史並獲國際普遍認同，法制完備，稅率低且簡單，是獨立關稅區，有著高度發達的服務業和優質、強大、成熟的中介機構。這些優勢是獨特的，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難以比擬的。香港可以發揮這些優勢，繼續為內地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發揮穿針引線的橋樑作用，同時本身亦可以繼續做好重要投資者角色。更重要的是，在為內地企業集資融資方面發揮國際資本市場的平台作用；並且，利用香港期貨交易與國際接軌的特點，為中國這個「世界工廠」進口大宗能源、原料、糧食等物資發揮「規避風險，調節供需」的功能，為國家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二、發揮「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垂範作用，為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由於台灣陳水扁當局堅持「台獨」方針，兩岸至今未達完全「三通」，香港依然是台海兩岸往來的樞紐、中轉站。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搞得越好，對台灣方面的吸引力就越好、越大，港人可以成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功臣。

　三、為內地「以法治國」提供經驗。

　內地長期飽受「人治」帶來的損害，現在強調「以法治國」，「依法執政」。而香港有一百六十多年的法治優良傳統和成熟經驗，有儼為數眾多的律師、大律師、資深大律師。港人法律意認普遍高於內地居民，這從內地居民有事就「上訪找領導」，港人有事則是找律師就是證明。所以，港人面對十三億同胞可以在「法治」方面起到現身說法、言傳身教的借鏡作用，如這個作用發揮得好，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四、充當傳播「中國和平崛起」理念的國際公關使者。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中國經濟建設取得驕人成績，綜合國力大為提高；與此同時，國際敵對勢力亦別有用心的宣揚所謂「中國威脅論」。也有一些發達國家對「入世」後的中國搞「反傾銷」、以「技術壁壘」、「綠色壁壘」代替「關稅壁壘」、壓人民幣升值等等小動作。由於港商本身有傳統的、廣泛的國際人脈和頻密、經常的國際交往，如李嘉誠、吳光正、馮國經、霍建寧等港商親身領會了「中國和平崛起」的理念，在與外國政經要人打交道過程中，現身說法，「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起到我國對外官方宣傳起不到的作用。當年田中首相訪華建交其實只是「點睛」，日本「經團連」會長稻山嘉寬等財界首腦多次訪華才是「畫龍」，就是典範。港商可以成為中國的「稻山嘉寬」，將「中國和平崛起」的理念傳向世界，這是光榮而重大的使命。

　五、振興經濟，改善民生，把香港自己的事情搞好，就是對祖國最大的貢獻。

　香港回歸之後，中央不要香港上繳一分錢稅收，駐軍軍費也不需要香港負擔（回歸前英國駐軍是要香港承擔的），一切都為香港好。香港是「東方之珠」，香港回歸後，香港也是中國的香港。「港人治港」把香港建設好，齊心合力，消除赤字，提升就業，實現經濟轉型，讓「東方之珠」更加璀璨，顯示出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中華民族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這本身就是香港人對祖國最大的貢獻！

　古語：「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上面所提的歷史使命感，如果香港社會能形成共識，港人就明瞭：自己能為國家做些什麼！港人心往哪裡想就有了方向；勁往哪裡使有了著落。港人明確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就容易講理性，顧大局，明辨是非，權衡輕重，減少爭拗，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即使極少數好事之徒再惹事生非，就「泥鰍翻不起大浪」了！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