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8] 日本的百年問題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東方社會對現代化，有二重難關，第一重是「東方人和社會」和「自然界客觀規律」的關係（這是現代化的主體部份），第二重是「東方人和社會」和「西方先進性（自然界客觀規律）」的關係（這是現代化的次體部份，包括國際關係、文化交流和政治關係）。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和香港一樣，輕易過第二重難關。香港比諸中國內地，較少文化歷史層積，可以放下舊有自我尊嚴，換上另一種自我尊嚴，百多年來在國際關係、文化交流和政治關係上沒有那麼多的反覆無常和內耗外耗。香港用英人的體制和系統，直接接駁西方世界，「拿來主義」，開放接收西方的經濟、政治、法治、管治、個體與集體關係，由一個文化堆填區變成一個聚寶盆，再變成一個跨越中西方的明珠。

　明治維新時，日本天皇和貴族、官僚和武士階層結合成新的生命共同體，虛心致志，服膺西方文明的先進性，以之作為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國際關係、文化交流和政治關係順暢；全民同心同德、全心全意學西學，完完整整西化/現代化/開化，推行現代的教育、知識、經濟建設、軍事實力、民族主義，一度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典範，中國進步知識份子留學東洋和留學西洋一樣蔚成風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參加「軍事征服」的「遊戲」，但得不到預期的獎品，性情大變，由崇歐媚歐到反歐反全世界。日本以為明治維新時學到的「戰爭遊戲」和世界規律是永恆不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空寶」，拿不到應份的獎品，證明世界無公義可言，唯實力和霸權是尚，第二次世界大戰站到歷史錯誤的一邊。

　貫通二次世界大戰的百多年歷史的，是日本的集體主義，以反個體自由的極權專制主義（Totalitarianism）推行知識和教育、經濟建設和軍事實力、民族主義，進而以集體主義自由替代個體自由，以積極自由替代消極自由，以實質民主替代形式民主。建制和法治，以至民族、國家、社會、科學、民主、經濟、政治和軍事，每個層面沒有個人「實體性」（The Individual / Individuality / Individualism）為基礎。沒有重視個體化、個人實體化和自由化的教育、知識和經濟建設、軍事實力、民族主義，最後淪為反教育、反知識、反經濟、反軍事、反民族主義。

　沒有個人實體性的農牧民族的軍族式組織建制，可以短期內大成就，也可以貽禍無窮。建制文化（Establishmentarianism）的集體主義使日本明治維新時全民和世界接軌，「脫亞入歐」；同樣的建制文化的集體主義，使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全民和世界為敵，戰敗迄今仍不肯坦然面樣歷史事實和真相，沒有及上德國三四成的深刻反省、認錯和謝罪。

　日本人的民族死穴和文化盲點，是不知現代化除了經濟的轉型和增長，還有政治、文化和世界觀的轉型和改造，要「正常」必須「兩條腿走路」的正常。日本亟亟於以「經濟的轉型和增長」的成功掩飾「政治、文化和世界觀的轉型和改造」的失敗，從而更突顯「政治、文化和世界觀」的農牧商賈「前現代性」。

　日本的百年問題，並不只是日本的問題，不少西方以前也有，東方現在仍很普遍。東方應以明治維新時虛心學習的日本為師，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躲在集體主義裡不肯面對歷史事實和真相的日本為戒。（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