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01] 中日關係危機的形成及控制

■時殷弘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中日關係在基本結構上已發生三方面重大變化：一是中日「權勢關係結構」的雙重性變更，二是中日兩國國內發生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變化，三是日本政府對華行為模式的變化。一個相當長時間內，必要和切實的任務不在於解決重大爭端，而在於控制緊張、緩解危機和謀求基本穩定。

　胡錦濤為首的中國領導人從善意和大局考慮出發，先後幾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旨在緩解緊張和改善關係的主動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僅大致始終沒有予以實質性的積極呼應，反而反覆在爭端問題上採取旨在以日本單方面立場為標準改變現狀的單方面行動，甚至前所未有地碰撞特別敏感的台灣問題對日底線，連同首相反覆參拜靖國神社。這些單方面行動頻繁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反覆地損傷了中國的情感，並且破壞了中日政治關係的基本穩定性，情況近幾個月尤甚。這是中日關係異常嚴重地惡化的主要近因。在這類根本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媒體近幾個月來對日本與其對華行為作了高度頻繁、密集、突出的負面性報道和評論，中國公眾中間的反日情緒隨之愈益高漲。

「雙強崛起」引發不穩定因素

　近年來，中日關係在其基本結構或基礎上已經發生如下三方面最重大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仍在繼續加劇。第一是中日間「權勢關係結構」的雙重性變更，亦即中國正在迅速崛起，或者說正在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持續地增長國力和增進國際影響，而與此同時日本也在一種特定意義上相當迅速地崛起，那就是早已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的日本越來越決心要獲得所謂「正常的」國際政治地位，即要成為政治強國，而且似乎決意不顧東亞鄰國特別是中國和韓國對此懷抱的正常合理的不安和擔憂，我行我素地要將此變為既成事實，而不作認真切實的爭取鄰國放心的足夠努力。按照國際政治常理，在兩個近鄰之間發生的這麼一種「雙強崛起」，依其本質就充滿動能，充滿不確定性和引發不穩定的強大誘因。何況，在中國一方有著深刻和經久的、以日本在半個世紀裡持續對華侵略和大舉施暴為特徵的歷史記憶，而在日本一方則有多少淡化、掩飾和忘懷這番歷史的頑固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這就為上述權勢動能注入了強烈的情感動能，使之更加難以控制。

中日間民族敵意滋長

　第二方面最重大的變化，是中日兩國國內發生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變化。在中國，包含眾多層面、產生眾多效應的「中國崛起」，連同某些國內社會、政治和思想動因，導致了大眾民族主義的強勁增長，而它針對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日本。然而更重要、更近乎有巨變性質的是日本國內的這類變化：多數日本公眾變得遠為右傾化和民族主義化，同時作為這種變化的最大特徵之一的，就是近幾年來越來越廣泛和深化的政治厭華情緒和「中國威脅」感。於是，人們看到新的中日間民族敵意的滋長和發展。在現代國際關係的全部歷史上，使得強國間互相疑懼和互相對立尤為長久和尤易升級的，往往首先是這類民族敵意。

日本政府變更對華行為模式

　最後，在尤為重大的變化中間，還包括日本政府對華行為模式晚近發生的變化或變更。在先前約30年裡，大凡中日兩國間發生重要的政治或戰略爭端，日本政府往往最終不得不選擇先作實質性讓步。然而，大致從2003至2004年起，尤其明顯的是從2004年初起，由於它急迫地要成為自己想像中的「平等」和「正常」的政治強國，由於它對中國迅速崛起懷抱實際上相當強烈的警戒、憂懼和抗拒心理以及相關的利益盤算，也由於日本國內的上述右傾化和民族主義化趨勢，日本政府顯然立意變更這一對華行為模式，大致不再在中日間重要的政治或戰略爭端上選擇先作實質性讓步，甚或無論先後大致不再作實質性讓步，不管這可能如何損害日本的某些具體的重要利益，例如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新添的常任理事國席位。至少到現在為止可以說，日本政府的一大病態性決心，就在於立即對中國表現為「平等」的政治強國，無論中國是否接受日本的這一角色，無論如此會製造出多少政治或戰略爭端，或者會怎樣加劇已有的爭端。這一變更加上前述兩大根本動態，大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尤其在2004年初以來相對很短的一段時期裡，中日兩國間爆發了那麼多重要的政治和戰略爭端。

經濟互利不再是中日關係「安全墊」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日關係中尤為危險的大事態，在於中日雙方各自懷抱的、關於對方是怎樣的國家的根本意象強烈地趨於造就根本性的戰略疑懼和敵意。多數日本公眾正在形成、甚至已經初步形成這麼一種「中國意象」：一個迅速強大的但對日本滿懷敵意的中國。多數中國公眾正在形成或已經形成的「日本意象」則比較複雜：一個正在崛起、同時又正在衰落的日本，一個歷來可恨、今後又很可能敵對的日本，一個中國未來一定要、也很可能一定能夠壓倒的日本。複雜性就在於關於日本即崛起又衰落的意象：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張揚和軍事上的躁動，衰落是指經濟上甚至人口上的相對和絕對減弱，連同與中國迅速崛起比較而言的相對頹勢。與中日雙方各自懷抱的關於對方的這些根本意象並列，有著中日共有的一種兩相類似的意象，那就是對方是自己最重要的國際經濟夥伴之一。這種意象在中日政治交惡和政治關係危機中是那麼有益和寶貴，然而近來的事態也表明，政治關係的不斷惡化必然損傷經濟關係，經濟互相依賴遠不是中日關係的足夠可靠的「安全墊」。

政治危機可能升級為冷戰對抗

　緊張已經或幾乎已經升級為政治危機，政治危機可能升級為衝突或經久的冷戰對抗。或者換句話說，中日之間未來的衝突或經久對抗成為可以想像的了。如前所說，由於多方面非常深刻和重大的動因，在可預見的時期裡，中日之間多項重大政治和戰略爭端大概沒有一個能夠真正得到解決或消弭，中日關係的大幅度實質性改善大概並非人力所及。然而另一方面，中日政治關係的不斷惡化若不予制止，必定給中日兩國各自的根本利益以及東亞的穩定與安全帶來重大危險。因此，當前和今後一個相當長時間內，必要和切實的任務不在於解決重大爭端，而在於控制緊張、緩解危機和謀求基本穩定。

　中日政治關係現在似乎成了「零和遊戲」。以進行「零和遊戲」的方式對待中日關係，即使有語言、氣氛上的某些改善，仍不會有穩定和進展。每一方爭取在與對方打交道中「得」的努力，將遭到似乎勢必「失」的對方大力強硬抵制，因而無法真正成功；而且，如此爭鬥和僵持的結果，將是雙方彼此間的敵意和猜疑愈益加劇。中日間根本的共同利益是避免長期冷戰和衝突危險，是控制天然不穩定和潛在危險的中日關係對抗動能。

中日應建立防止經久對抗的機制

　如何爭取這樣的控制？按照常理可以作出的回答是：中日兩國政府急需就中日政治關係和重大爭端問題舉行非常認真的和系統的政治及戰略對話或談判，並且將此當作各自國務的優先事項。這樣的對話或談判的主要任務，在於確定對待重大爭端和謀求基本穩定的一條最根本規則，即兩國不得在彼此間有重大爭端的任何問題上採取旨在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動。

　還有三條基本規則需要逐步但盡早地確立，那就是：區別中日關係的四個主要領域——歷史問題爭端、戰略對立、外交關係和經濟互相依賴，盡可能防止或阻止在其中一個領域發生的重大緊張或危機過度地影響其他領域；區別政府言行與民間言行，將前者當作判斷對方國家意圖和政策的唯一標準，防止或阻止民間反華或反日行動過度地影響政府間工作關係；在嚴重緊張得到控制、基本穩定得到實現的基礎上，雙方都應當認識到適當和有限地表示先作讓步，至少以此試探對方意圖和開創緩解或解決的機會是有益的。

　較遠地展望，中日政治關係應當以戰略問題為重心。至少在可預見的歷史時期裡，中國沒有可能與日本成為戰略夥伴，但中日成為戰略上經久的敵人卻很有可能，而這對中國有危險，對日本來說更危險。因此，中日兩國要控制戰略問題，連同控制歷史問題，爭取制止中日政治關係繼續不斷惡化。

　中日之間應當有正常的政治及戰略關係。它應當是一種複雜和內在平衡的關係。中日之間一定有戰略猜疑、戰略對立、利益競爭和威望競爭。但是另一方面，要爭取控制緊張，力求使緊張不升級成危機，力求使危機不升級成衝突，特別是軍事衝突。需要有爭取控制緊張和危機、減少過度猜疑、限制過度競爭、防止經久對抗或衝突的足夠的意識與機制，同時還需要爭取有一定程度、一定範圍的戰略互信建設和協作。（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