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29] 議員應摒棄不負責任的爭拗

■廖子明　前特區上訴庭法官　中國法學會理事

　人民幣升值問題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往往不是只就西方經濟學的原理推論，便是單從政治考慮著手而不示弱讓步，缺乏從中國本身發展出發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本文通過經濟學上的進出口成本和出口擴張帶來的國內貨幣增加發行因素，以及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本土經濟活動升值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作用的分析，認為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絕對有利，宜早不宜遲。

　人民幣升值在經濟學上看，涉及兩個問題。

升值有礙出口 但進口得利

　第一是進出口成本。升值有礙出口，但進口得利。內地學者擔心的是成本上升會打擊中國的出口，人民幣升值，進口成本便下降，可是進口設備者多是外商，他們用的是外幣，得益有限，而本地消費和投資會在成本下降時擴大進口，對地方和全國的外貿順差會有影響，順差減少反映內地生產者的競爭加劇。

　地方官員擔心則為本地出口企業的競爭能力能否抵消成本上升帶來的消極因素，出口退稅或出口稅對地方財政亦有不同的利弊。

升值有經濟結構調整作用

　不過，中國的出口與進口並不單單決定於成本。出口方面，海外市場的變化，包括低價產品飽和(如美國的沃爾瑪和Target等亦開始要從低價中國生產製成品以外增加中價產品以擴大客戶的細分市場)，主流產品產品周期由盛至衰(如個人電腦、傳統家電，乃至低階手機等)。若匯率不變，中國的生產者(包括外商投資者)只會不停地低價競銷，迫使對手虧損，被淘汰，從市場上退出，把高度成熟的產品市場穩定在寡頭壟斷格局。在中國生產且外資投入(投資生產或採購)比重大的製造業都會循這個趨勢發展，而且會循出口市場飽和再反銷中國本土市場，直至中國的內外市場飽和並陷入寡頭壟斷之後才可遏止。

　人民幣升值，只要是根據國內因素逐步調整，實際上起著經濟的結構調整作用。低成本低價出口帶來海外市場過度競爭，內地資源市場過度擠壓的問題，可因成本上升，把其中低效益、低效能企業即時淘汰，而有所紓減。外國投資生產和採購現時所享有高利潤率也可通過出口成本上升，部分留回中國內部，不致全部歸於外資企業和流往國外。而因出口增長稍為減緩，亦可使控制海外銷售市場，以低價競爭的外商投資企業(佔中國出口已過半)和外商採購企業，不能過快地壟斷中國的出口，過多佔用中國內部資源(土地、勞動力、能源、原材料等)而讓中國本土企業有一個成長發展的空間。而且在這些巨大規模的低價低檔批量產品生產的擴張稍受抑制之下，亦可使小批量、多品種、價格成本稍貴的其他產品(多由海內外中小企業生產)有發展的餘地。

　這樣的結構影響，或許會減緩中國出口增長的速度(但仍絕對可以維持在雙位數的增長速度)，但卻可促出口結構的多元化、多樣化，留有產品開發、技術升級的機會和空間。中國出口的增長更有後續力量，而出口的利益不會大部分集中於少數巨大的跨國公司。

國際產業移至中國很快完成

　進口方面，外商企業設備進口這幾年是高峰，可是國際產業轉移至中國在今後二三年會大致完成，來華的外商投資在製造業方面的數額早晚會下降，而在海內外工業產品市場飽和的跡象加速呈現，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生產能力擴張速度會逆轉，就連半製成品、原材料等為加工貿易出口的進口亦會隨出口增長速度減緩，和半製成品、零部件生產本地化而減少。

　中國不同美國，後者產業外移帶來本地生產下降形成結構性的外貿逆差，而在印度崛起之前，中國的工農服務業的生產條件優勝處還居國際前列，既不可能有產業外移，也不會有過度進口。人民幣升值或許會增加內地居民出外旅遊，但如日本，外貿仍可維持順差，往來帳目也可順差。

　人民幣升值有利於出口結構和生產增長方式轉變，也不會帶來進口過多，外貿出現逆差。內地學者擔心沿海出口增長減緩帶來失業問題，從去年以來的情況也足以看到，出口在目前的增長速度已導致部分地區民工不足，工資被迫上升，人民幣升值會進一步打擊低工資的效益企業，但卻有利較高效益的企業以合理的方法利用內地有限的民工資源，讓他們發揮出更大的效率、效益。

升值前拋售外匯儲備可減少損失

　第二是出口擴張帶來的國內貨幣增加發行因素，削弱了中國政府貨幣政策的主動權和調整經濟的能力。中國現時外匯儲備遠遠超出國際一般三個月進口的水平，且不停增長，應屬不合理現象，當然龐大的外匯儲備會因人民幣升值而有所損失。

　若人民幣升值是按一籃子貨幣，以不同的升幅進行(例如對貶值壓力巨大的美元多升，對歐元升幅稍小，對日圓或許不升等)，則升值帶來整體的外匯儲備損失可壓縮，而且中國政府更可趁升值之前拋售外匯儲備，減少升值損失。

　若能通過升值來壓縮外匯儲備，減少出口過度增長帶來外幣的收入，這都有利於減少人民幣貨幣發行外匯佔款比例，增加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主動權和影響空間。若政府能採一籃子貨幣作為決定匯率的因素，並主動地、機動地調節平均匯率的水平，和一籃子貨幣中各貨幣所佔的比重，中國更可有獨立自主的匯率政策來配合利率政策，加強對經濟的調節能力和作用。升值便是打破目前與美元掛鉤的行政決定匯率制的僵化機制，匯率便可升可降，但只要守住資本帳目不開放的根本原則，這卻是匯率升降依中國政府的經濟決策，而不是按控制國際外匯市場的跨國資本集團和金融集團的指揮，跟從它們的投機利益來變動。匯率政策與利率政策可以成為在中國一國之內調節經濟的有效工具。

　二是人民幣升值有市場經濟運作以外的兩個作用。

升值使本地經濟與涉外經濟比重改變

　第一是人民幣升值，即是人民幣資產升值，中國本土經濟活動升值，對外貿易、外資進出等以外幣計算的活動便相對貶值，實際的作用是使本地經濟與涉外經濟的比重改變。作為一個經濟規模龐大的國家經濟，出口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30%)過高。日本、美國都只在10%以下。出口佔比重過高使本國經濟發展過於依賴國外因素。一方面，穩定性不足(或經濟安全不足)，經濟起落波動機會大，且在國內因素所能掌控、預期之外。另方面，經濟發展的內容—產業、產品、地區的生產、投資結構，受制於國外因素。

　若加工貿易比重更大(特別是來料加工貿易)，中國產業的價值鏈或產業鏈不完整，妨礙創新能力，削減附加值生產能力，也扭曲投資決策，這會對國家的後續發展能力有很大的束縛和抑制。人民幣升值，人民幣作價的本地經濟活動相對擴大與涉外經濟的對比規模，大有可能使生產、投資活動增加本地經濟比重，減少涉外經濟比例，有助於調整涉外經濟佔中國經濟的整體比重。因此，也有助抑減上述的結構性問題。

　此外，在目前中國出口已有過半數掌握在外資企業之手，人民幣升值，使外資進入中國增加成本，亦有助於抑制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擴張之勢，給中國本國企業有發展時間和餘地。且在國際產業轉移中國近於完成之際，增加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成本，也使中國的外資政策從引資進至擇資，效益更佳。

升值標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

　第二，人民幣升值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從貶值轉為升值，逆轉之勢標誌著中國經濟的成長發展進入更高的階段。升值的作用是在內外增強信心，外國因人民幣升值增強對中國的信心，會幫忙中國更進一步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上拓展國際關係，並以積極的國際關係來保障中國本國的利益，推動國際社會朝合理公正的方向發展，增強國民信心，實際上有利提升國民的歸屬心；打擊人才、資金外流的消極因素，更重要的是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而增加對國家社會地區、社區的投入和參與，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而在經濟方面，經濟信心上升則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擴大，由此而形成強大的以內部需求為主的良性經濟循環，絕對可抵消因出口成本上升帶來出口增長減緩的消極因素。

　人民幣升值，若是以我為主(但不是因外國施壓，便盲目反對)，升幅有限(在10%左右)，也不涉及資本帳目的開放，對中國而言，絕對有利，因此宜早不宜遲。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