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12] 香港和諧社會的制度建設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經歷了多年經濟轉型的困頓和政治轉變的紛爭，香港大多數市民盼望社會和諧。從根本上說，惟有加快經濟轉型同時穩健地推進政治轉變，早日建立持續增長的經濟結構和穩定可靠的政治架構，才能為社會和諧打造制度基礎。

　人們憧憬某一種事物或境界，通常反映人們還沒有得到該事物或者還沒有達至該境界。行政長官更替之際，香港社會氣氛明顯和緩，是因為多數市民產生了憧憬——新的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能夠帶來他們所期盼的東西。香港社會各階級、階層、界別、團體的期盼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所以，香港社會能否達至可持續的和諧，取決於多數市民的憧憬能否得到實現。

香港處於經濟和政治轉變之中

　在理論上，特區政府的做法可以是盡量尋求香港社會大多數市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盡可能給予滿足。但在實際上會發覺這樣做很困難。因為，香港同時處於經濟轉型和政治轉變的過程中。

　一個社會同時處於經濟轉型和政治轉變，通常都會引發社會各階級、階層、界別、團體的經濟政治利害關係的廣泛調整，期間，和諧往往是矛盾各方關係暫時的鬆弛或爭鬥的暫時的休息，難以變成一種可持續的境界。

　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經歷由「工業經濟」走向「服務經濟」的經濟轉型，同時經歷主權回歸和代議政制發展相交織的政治轉變。期間，香港社會在政治上產生深刻分歧，在經濟上形成嚴重泡沫。九七後香港經濟轉型和政治轉變固然有新內容，但在相當程度上延續了九七前經濟轉型和政治轉變。

　至今，經濟轉型仍未成功，香港的產業結構仍然以傳統地產業為中心。一個非常具有說服力的例子是，香港銀行界的按揭利率持續低於最優惠利率，換言之，香港事實上的最優惠利率是按揭利率，足見香港銀行業對地產業依存之深。一個不可忽略的現象是，香港本地產品出口自1995年以來僅2000年和2004年有單位數增長，其餘年份均下跌；今年1至4月再度錄得7.7%的負增長，反映本地產業結構欠完善問題迄未解決。

　至今，政治轉變尚在繼續。一個最新例子是，不少人以曾蔭權先生出身傳統公務員為標誌，以為香港又回到九七前公務員治港時代。其實，曾蔭權先生早就完成了由傳統公務員向政治問責官員的轉變；何況九七前是英人治港，香港本地華人公務員即使榮任布政司，也必須聽命於港督和倫敦。

經濟轉型的制度建設分歧小

　經歷了這麼多年經濟轉型的困頓和政治轉變的紛爭，香港大多數市民盼望社會和諧。問題是如何實現這一願望？從根本上說，惟有加快經濟轉型同時穩健地推進政治轉變，早日建立持續增長的經濟結構和穩定可靠的政治架構，亦即為社會和諧打造制度基礎。

　在經濟轉型的制度建設上，香港社會的分歧較小。生活本身的節奏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強勁，以致於如今在香港很少人否認香港經濟轉型需要同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融為一體。新的行政長官將貫徹「全方位發展經濟」的戰略，令人們對同時完善和提升香港本地產業結構，充分發揮香港在世界經濟中高度開放和自由的優勢產生了憧憬。

政治轉變的制度建設分歧大

　重大分歧是在政治轉變的制度建設上。一是關於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因為曾蔭權先生在競選和當選行政長官時一再強調建立和維繫良好的特區和中央的關係，有人就攻擊曾先生是「北京傀儡」。香港社會如果不能就中央和特區的關係達至廣泛共識，香港社會和諧是難以實現的，至多只是曇花一現。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另一個有重大社會分歧的問題。這同前一個問題直接相關。如果前一個問題達至廣泛共識，這一個問題就容易解決。而這一個問題解決得好，無疑對於建立和維繫良好的特區和中央的關係具指標意義。

政制發展一關是重大考驗

　香港社會對於不久將出台的特區政府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主流方案能否取得共識，取決於立法會議員。道理很簡單：今明兩年沒有選舉，政黨、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沒有選票的壓力。他們當然不可以不顧及自身的形象，但是，眼前沒有選票的壓力，自然有較大的迴旋空間。有人因此相信特區政府可以爭取6名「民主派」議員以形成三分之二的多數。但前提是特區政府提案得到其他35名議員堅定的支持，同時，6名從「民主派」陣營中走出來的議員不僅不會因此而喪失2008年競選連任的機會，而且會不同程度地獲得建制的善待。於是，民意是否支持某些「民主派」議員轉變態度就顯得非常重要。概言之，香港能否實現社會和諧，政制發展這一「關」便是一大考驗。(本欄每周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