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23] 歷史與空間：鄭和下西洋的學術反思 放大圖片
■李佩瑜 梁琬玲
明朝永樂時期，鄭和以二十八年時間七下西洋，為中國實現了貿易、文化及思想上的巨大成就。今年是其遠航的六百周年，「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七月十二至十五日，分別於香港大學和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多場論文發表及討論會。
是次研討會由香港大學中文系和香港歷史博物館主辦，並由北京大學亞太研究院和香港海事博物館協辦。來自兩岸三地、新加坡、斯里蘭卡、美國和加拿大的五十多位學者，分別從歷史、考古學、文獻、思想史等角度探討鄭和七下西洋的旅程。
尋找下西洋起點
有關鄭和第二次下西洋的起點記載不多，所以學術界對此一直眾說紛紜。黃佐《廣東通志》載：「永樂五年……秋九月，命太監鄭和出使西洋諸國，首從廣東往占城國起。」名家一語，引起了香港大學中文系馬楚堅博士的好奇，他走遍青嶼、神泉、南澳島，作實地考察及採訪。他還根據古文獻尋找古城遺址，並研究潮州最大的深水港——神泉港，再參考文獻，證明鄭和每次下西洋確是必經廣東南海水域一帶，而相信廣東也是鄭和第二次下西洋的起點。
宦官集團搜羅財富
眾所周知，出使西洋的計劃是由以鄭和與王景弘為首的宦官集團所領導的。然而，近半世紀以來，當學術界對下西洋問題持續研究時，對其中明代宦官組織發揮的作用與卻鮮有著墨。此次，美國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學系陳學霖教授便以此為題，嘗試填補這學術的空白。
過去一直認為，宦官的崛起及其勢力的形成，均始於明朝的永樂帝。陳學霖則認為早在太祖朱元璋時代，宦官勢力已有所擴張，更獲派出使海外藩屬番國。洪武二年（1369），原朝鮮籍宦官金麗淵便被派出使高麗，另亦有其他宦官曾出使琉球、暹羅等。至於宦官在下西洋中所扮演的主導角色，從艦隊船隻命名為「寶船」可略知一二。寶船可定義為第一等船，又可解作「往西洋取寶船」，故此各地的奇珍異寶都是宦官的目標。「取寶」可能是為討皇帝歡心，但即使這不是主要目的，宦官對寶物的獵取和監管也很有可能是下西洋的重要任務。然而，自宣德以來，明朝內憂外患，鄭和逝世，王景弘老去，中國根本沒有條件再下西洋。即使後來國勢轉好，亦因大臣認為下西洋消耗國力而被勸阻，甚至連下西洋的檔案也被燒燬。
既無擴張不曾誇耀
陳學霖的觀點帶著對鄭和下西洋的質疑和批判，但也有貼近主流觀點、對遠航給予肯定的。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李金明教授認為，中國漫長的海岸線長達一萬八千多公里，另有七千多個海島，也有自己的海洋文明。但中國的海洋文明具開放性和包容性，不似西方具有血腥殖民的歷史。鄭和船隊雖然前後航行長達二十八年之久，遍及亞洲、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統領的船隊和官兵數目可說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但與西方船隊相比，鄭和麾下的船隊實在是和平之師。他們沒有建立殖民地，亦沒有誇耀自己的國力，這也體現中國的海洋文化特質。
然而，中國海洋文明卻於後期步入衰落。有人認為這是清初實行海禁所致，因為海禁使中國人不能出海。李金明教授則認為此說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於統一台灣後，海禁的主要意義已經消失，翌年更宣佈開放貿易，可見當時的海洋文明仍相當活躍。中國海洋文明真正走向衰落反而是於鴉片戰爭之後，當時由於西方航運的衝擊，特別是十九世紀近代輪船的推廣，使中國傳統的帆船漸漸被淘汰，到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帆船便已絕跡於海上貿易。
啟發民主思潮
鄭和下西洋與李贄那以對抗傳統的獨特思想表面看來毫無關係，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張建業卻認為兩者關係微妙。他認為明代中葉的手工業如紡織、製瓷、造船、造紙和印刷等都有長足的發展。中國亦因此出現大量的工商業城市，各類型的廠房聚集了大量的工人。而鄭和下西洋，因為要運載大量的絲綢、瓷器等手工藝品，所以從民間大量搜購，其中只有部分取自皇家庫存。這無形中鼓勵和刺激了明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此外，張建業認為鄭和下西洋不僅為資本主義萌芽提供土壤，而且令明朝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實行開放政策，為中國帶來新的思潮。一個世紀後出現了反對權威、提倡平等的思想家李贄，他公開為在封建社會中受歧視的商人辯護，體現近代人文主義的啟蒙思想。總的來說，鄭和的遠航，可謂李贄的啟導。
另外，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暢銷著作《1421：中國發現世界》中，證明鄭和發現了美洲。成為一時熱點。其理據有三：在西方航海家還未遠行時，葡萄牙的航海圖已有非洲、澳洲等地的地形；大西洋的海流有助鄭和發現新大陸；中國的物品、生活習慣等早已傳入美洲。以上的理據，配上當時中國航海的知識及技術，孟氏深信鄭和隨行的船員發現了美洲。對此，嶺南大學劉智鵬顯然無法認同，在他看來，由於所有證據屬於環境證供，所以，書中論點僅屬巧合，孟氏的推論仍有待有力的證據證明。
國民教育內容
梁啟超於二十世紀初提出「新史學」的概念，史學也成為啟蒙國民身份意識的工具。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姚繼斌便以「鄭和下西洋」一事，比較清末及民國兩個時期所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反映梁啟超的思想對當時國史教育的深遠影響。
根據姚繼斌的歸納，清末史書把這段歷史列入「明初政治」的部分，偏重鄭和宣示明朝威德，而民國的書籍把它放在「海上交通」或「殖民事業」中，重視鄭和在民族交流方面的貢獻。從政治轉變到文化層面，正是梁啟超的新史學主義——放遠視野，把目光從「家」放到「國」，再放到整個世界去。同時，兩個時期的書籍都有培養愛國主義的功效，但民國史書特別著重南洋華僑在國家建設上的貢獻，此舉便能恢復民族的自信心。
在過去二十年，國際出現了研究鄭和下西洋的潮流，但香港出現了「國史邊緣化」的危機。從七十年代至今，中史已由一個備受重視的學科，成為學生們避開修讀的一個科目。姚氏慨嘆，香港一邊聲言重視國民教育，鄭和卻從另一邊廂悄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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