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06] 政府豈可仲裁媒體？

■胡忠信　台灣著名政治評論員

　由於無法通過換照審核，七家衛星電視頻道，自八月三日十二時起在電視熒幕上消失，創下了台灣電視史的先例，也引發了政府當局是否可仲裁媒體的爭議，包括審議過程、業務糾紛、員工權益等，在媒體圈造成相當大的「寒蟬效應」。

七家衛星電視頻道在熒幕消失

　「行政院」新聞局是威權體制的產物，舉目世界各民主國家和地區，並沒有仲裁、控管媒體的政府機制。依照台灣民主化流程，新聞局將於今年九月予以終結，然而，在新聞局「行將就木」之際，臨去卻來了一個秋波，對衛星頻道進行大體檢。由新聞局所敦聘形成的審議委員，形同媒體太上皇，進行秘密會議，結果一公布，毫無行政救濟措施，兩天內就予以「推出午門斬首」，如此粗暴方式，引來媒體強烈反彈，乃必然之理。

　國民黨執政時代，對媒體嚴加控管，國民黨文工會、行政院新聞局都是箝制媒體的黨國機器。民主化衝擊下，突破報禁、新聞自由化衝破了禁忌，新聞局也不過是法西斯式新聞檢查體制的「盲腸」而已；但每六年面臨換照的衛星電視台，卻仍是新聞局的主管業務，新聞局為了避嫌，以外界無從得知的方式，透過審議委員會進行「新聞大體檢」，爭議也由此埋下了伏筆。

　民進黨執政已超過五年，民主運動的「黨政軍退出媒體」未見任何具體措施，不少社會運動者甚至躋身統治階級之林，公營媒體未見公平正義原則，不是淪為「御用打手」，就是成為資源分配的工具，民進黨執政理想的失落，由此可見一斑。

民進黨對媒體「殺雞儆猴」

　民進黨由於施政績效不彰，對外界批評愈來愈敏感，對權力的掌控也愈來愈無安全感，防衛機制也愈來愈強。儘管陳水扁隔一段時間就要宣示維護新聞自由一番，但具體行動卻有開倒車之虞。控告記者、抄報社時有所聞，台灣的新聞自由評比節節落後。每六年一次的換照手續，等於予民進黨政府一次「殺雞儆猴」的機會。去年「中廣」換照風波已喧騰一次，近日的衛星電視台換照又提供了一次警告媒體的上好機會。

　自十年前衛星電視台開放以來，由於市場競爭機制，無線電視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一方面滿足了人民知的權利，但由於頻道過多過爛，也造成劣幣驅逐良幣，電視新聞品質不斷下降，藝人名人的八卦緋聞充斥，電視成了「弱智媒體」。人民反感至極，新聞品質改善的訴求也成為社會主流。

　由審議委員會所提出的附款條件：成立自律組織、訂定自律公約、加強國際新聞、培養人才、製作品質更好的新聞等，均可看出媒體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誰都有資格擔任仲裁者角色，行政院新聞局就是不能扮演此關鍵角色。

　媒體是站在政治人物的對立面，向掌權者說出真話；媒體有機會與責任說出政治人物做不到的事情。新聞局理應被媒體監督，豈可反客為主成為仲裁者？新聞局所統籌分配的「置入性行銷」，使政府與媒體成為「共犯結構」，有錢大家分，如今又成為仲裁者與被仲裁者關係。被「點油做記號」的媒體自然大為不服：為什麼倒霉的是我？

　台灣媒體的惡質化，主因來自經營者短視近利，只以「情緒」與「利益」看待事情。當經營者把媒體視為「利益之工具」，自然予政治人物切入空間，成為「政媒商共犯結構」。如今執政者伺機反撲，對若干不良媒體進行「大刑伺候」，固然媒體罪有應得，但以行政力介入媒體之仲裁，對新聞自由將構成重大傷害，使台灣的國際形象為之蒙羞。

　媒體工作者大多「天生反骨」，以尼克松總統與《華盛頓郵報》對抗為例，尼克松最後被拉下馬來，來自媒體窮追猛打的精神意志。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者，大多不願與媒體結怨，此因政治人物有任期制與政黨輪替，媒體人卻是終身職，雙方對抗結果，政治人物往往是輸家。

以「末代新聞局」向媒體磨刀霍霍

　民進黨政府與媒體的緊張關係，固然雙方各有立場與缺陷，但民進黨政府如果堅持改革，對媒體的批評保持「虛心受教」，或者大不了「不予回應」，關係不致惡劣至此。民進黨不此之圖，卻以「末代新聞局」向媒體磨刀霍霍，如此惡性循環下去，民進黨政府難道不用付出代價？

　即將修法成立的「國家傳播委員會」（NCC），是扮演獨立、公正、中介仲裁者的角色，但朝野政黨因成員推派方式而陷入困境，即使「國家傳播委員會」成立，但以中選會成為政府的御用工具，金管會發生官員操守事件，乃至公平會副主委都發生貪瀆事件，有此前例，媒體仲裁者是否能超然獨立公正，極難令人產生信心。

　《紐約時報》引以為傲的傳統，是她不斷追求公信力，並具備設定議題的能力，當台灣媒體亂象有一發不可收拾之際，除了行政力不宜扮演仲裁者以外，媒體是否自覺、自省，以建立「誠信、正直、寬容、信任」為己任，這也應是媒體努力的首要願景與目標。（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