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16] 妙筆可言：大禹之畏 敬天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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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像

■王若山

　新華社記者桂娟2005年1月26日鄭州報道，登封王城崗考古又有新發現。專家認為王城崗遺址新發現的大城，極有可能是夏禹之都「陽城」。儘管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認同這一點，但是，可以預言，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禹都陽城之謎遲早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

　我所關心的並不是這個禹都陽城之謎，而是禹本人留給後人的一個謎。

　關於禹的歷史記載，司馬遷《史記．夏本紀》中有一段話，說：「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這裡說「過家門不敢入」，給人的印象不可磨滅。可是，《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卻沒有那個刺目的「敢」字。「不入」與「不敢入」，一字之差，人物的形象、思想的內涵以及時代的信息都大有天壤之別。司馬遷寫《史記》，離大禹治水的時代將近2000年，根本無法面對面採訪大禹，說大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依據何在？大禹之畏，畏在哪裡？

首先敬畏法律

　大禹之畏，當然有根據。從司馬遷的描寫看，大禹之畏，首先畏法。法者，罰也。先民之法賞罰分明，簡潔明瞭。讓你治水，你就得認真治好它。弄一點「形象工程」式的表面文章上應付領導下應付百姓，或者像今天的貪官那樣以工程為誘餌，貪污索賄、從中漁利，恐怕只能自投羅網。大禹的父親鯀，就是因為沒有能夠完成治水的任務，而被懲罰處死。司馬遷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可見這種懲罰對於官員來說精神壓力巨大。面對這種嚴厲的懲罰，說一個人會沒有敬畏之心，那只能是假話。當然，肯定這一點，並不排斥大禹個人治水為民的主觀積極性。但是，如果單純依靠這種主觀能動因素，而沒有懲罰之法為之監督，大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式的勤勉，在那些無法無天的貪官眼裡，這種「傻帽」簡直就是一種官場笑話。

　《史記．夏本紀》說：「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他不止一次說：「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由此可見，他對老百姓的切身之痛感同身受，他的治水功績也才讓人景仰。錢穆《周初地理考》（十八）：「《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其說荒誕，固不可信。即《尸子》所謂『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阜高陵，盡皆滅之，名曰鴻水』者，恐亦非大禹一手之烈所可及。賈讓有言：『大禹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依實論之，禹之治河，上不及龍門，下不至碣石，當在伊闕、底柱之間耳。」大禹治水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歷史學家當然可以慢慢考證，但是，不管怎麼說，是這個畏，最終成就了大禹，這一點因果關係，倒也是相當明白的。

警惕功利 尊敬人民

　如果僅僅是害怕遭遇和自己父親同樣的懲罰，大禹還不足以成為大禹。所以，大禹之畏，應該還有更深層次的內涵。司馬遷寫禹與皋陶相與語於帝前，禹曰：「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這個「畏」字，說明「巧言善色佞人」在大禹內心深處是很可怕的一種魔鬼。他說能夠知人、能夠安民就可以不畏懼「巧言善色佞人」，說明這個「畏」字始終讓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尤其是治水功成，他已經被任命為治理天下的接班人之後，他能夠保持這樣清醒的頭腦，說明這個「畏」確實很有成效。

　這是一種畏，還有另一種畏。《鬻子》曰：「禹投（《太平御覽》卷八十二作據）一饋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帝王世紀》曰：禹「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納賢禮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可見，只有真正一心執政為民的人，才會有如此之畏。大禹之所以成為大禹，這種畏，恐怕正是他須臾不可或缺的政治營養。

　大禹之畏，富有自己的特色。孔子說：「禹，我對他是無話可批評的了。他自己飲食菲薄而盡心孝敬鬼神。自己衣服惡劣，而講究祭服之美。自己宮室卑陋，而盡力修治溝洫水道。我對他真是無話可批評的了。」李澤厚《論語今讀》解釋這些話時，說：「總之是不顧及自己而服務於人民，包括隆重地對待氏族祖先。」應該說，這就是大禹之畏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