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16] 想起了王芸生

■張圭陽　資深傳媒人

　日本眾議院改選，小泉的自民黨大勝，傳媒後知後覺的特點又一次發揮得淋漓盡致，種種分析評論出籠，熱哄哄鬧了一陣子，然後又再消聲匿跡，小泉的問題一下子又不再存在了。

　說到中日關係，自然想起了逝世的老報人王芸生。

　王芸生是戰時內地《大公報》的總編輯，也是少數對中日關係有深厚研究的報人。　王芸生(1901-1980)生於貧窮的家庭，幼年在店舖工作時接觸到《天津白話報》，自此愛上了寫作。　王芸生在外資洋行工作時自修英語，在五四運動(1919年)、五卅慘案(1925年)的洗禮下，一位對生活有要求的年青人，在大時代的推動下，走上了以言論報國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第三天，《大公報》就定下了今後的編輯方針：明恥、教戰。　剛進報社兩年的王芸生，接下了「明恥」的任務，埋首在北平、天津的圖書館、故宮文獻館、清季外交史編印處，爬梳大量未經整理的檔案文獻，苦戰三個月，然後開始一篇一篇在報上專欄寫出爬梳的心得，由於每一個論點都有扎實的文獻支持，資料也不單只是中國一方，也有日本、俄國等方面的資料，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論，專欄刊登不久，便引起了讀者、執政者以至日本的關注，每日專欄的眉題也刊出醒目的十六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國恥認明，國難可救！」。

　王芸生的這個專欄，只是列登了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從1871年說到1919年，因為王芸生編務繁重，報社對他依賴甚殷，專欄無法繼續，報社把兩年多的專欄內容另輯成專書出版，就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也憑這本書贏得很高的聲望，在張季鸞病逝後接掌總編輯職務。王芸生也許想不到，同樣也是因為這本書，讓他在文革中提早離開牛棚，恢復他的寫作生涯，這是後話了。

　現時傳媒缺乏的，是以往那種有遠見而又明確的編輯方針，讓報社同人知道努力的方向。　華文傳媒現時所追求的，是「趣味的新聞或事件」，是可以銷紙的新聞。　至於趣味的新聞是否是重要的新聞，主事者似乎又不大理會了。　傳媒人的聰明才智，都花在「趣味」上。一位內地來香港念大學的學生說，她不明白為什麼香港的新聞那麼瑣碎？　記者們在「賢仔」出院後追訪「賢仔」的母親，提的問題包括：「賢仔」出院後會住在哪裡？為什麼不住在家裡？「賢仔」有沒有不聽話？有沒有撒嬌？喜歡什麼玩具？……這些問題，都是現場直播，提問的記者，還帶著笑聲提問，聽著聽著，以為這是什麼娛樂節目的訪問。

　世事越來越複雜，中國也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傳媒人的培訓，也應提上議程，與其用數千萬元去競投銅猴頭、銅豬頭，倒不如把這些經費用來培訓傳媒人的專業，用來整理、發掘更多的事實資料，進一步把這些資料翻譯成日文發表，讓日本人民面對真實的歷史；同樣的，傳媒也應該撇開民粹主義的情緒，理性、客觀的去認識日本，這樣才能發展長遠的中日關係。(文匯論壇)

　（聯絡作者：kwaiyeu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