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22] 應重視和發揮愛國人士作用

　■梁立人　資深跨媒體作家兼評論員

　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和國際形象是重要的，但若不能令香港人認同自己的國家，這隻會生金蛋的鵝始終會游向西方那一邊，鄧小平先生說過，「不收回香港，對不起後代子孫」，同樣，收回了香港，但不能令香港人認同自己的祖國，同樣會對不起後代子孫。

　最近，香港爭議最多的事應是政制改革，表面上，這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進程，其實，這只是一小部分人將香港去中國化的手段，他們以為，只要香港實行一人一票普選，便可以永遠和中國劃清界線，甚至以此作為本錢，和特區政府分享管治香港的權力。

港人應信任祖國

　無可否認，贊同急進的政制改革大有人在，不過，這些人當中大部分都不明政制改革為何物，他們主要是受人影響，將民主當成人人受惠的開倉派米，以為一人一票之後，政府就要實行對自己最有利的政策，亦可以說，今日的政制改革風潮和當年的五十萬人遊行一樣，是由社會輿論引導民意製造出來的結果。

　不過，我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香港人如此容易受人擺，為什麼他們如此不信任自己的祖國呢？可以說，香港已回歸八年，香港人仍然對國家缺乏認同感，這是非常失敗和恥辱的事，很多人將責任歸咎於董建華治港不力，沒有做好愛國教育工作。

兩大類香港人

　一直以來，香港人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國家民族有深厚感情的傳統中國人，另一類是思想已經西化了的香港人，前者無論經受了多少不平和苦難，對國家的忠誠始終如一，如不少緊跟共產黨數十年的老左派，曾歷盡風霜愛國情懷不變俗稱維園阿伯的低下層老百姓，甚至是那些當年逃避文化革命偷渡到香港，有感今日中國變化巨大對國家產生新的希望者；而後者則以個人自由放在第一位，甚至不惜以國家民族利益作交換，這些人包括了不少從小受殖民教育長大的香港人，在殖民社會享有特殊地位的高等華人，如某些大律師，更有部分拿了外國反華勢力的好處的反中亂港分子。

和而不同並非軟弱可欺

　對國家有感情的人希望香港通過改朝換代，能令他們擺脫殖民時代的陰影，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殖民時代的利益既得者則希望他們可以享有以前的特權和殖民地式的生活，這兩種思想感情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社會環境中，是不可能不發生衝突的，這同時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團結，也是令中央政府八年來感到惴惴不安的問題癥結。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本著和而不同的原則，中央政府極力安撫政見不同的人士，爭取不同政見者的支持，甚至以德報怨，努力令他們感動，認同自己的國家，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事，但問題是，這些人有恃無恐，根本沒有將中央政府的好意當一回事，他們將這一番好意當成是軟弱可欺，或以為自己後台夠硬，沒有人可以奈何得了他們，由是越來越囂跋，甚至變本加厲，對抗到底，他們對自己的所為感到相當得意，並將堅持香港向西轉的做法美其名曰堅持原則。

愛國人士貢獻不應忽視

　另一方面，愛國人士回歸後從未受到過應有的重視和平等對待，他們在港英時代飽受「港人淚盡洋塵裡，北望王師又一年」的辛酸，充滿熱情的迎來了香港的回歸，本以為從此可以揚眉吐氣，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哪知回歸後被泠落一旁，在商人、公務員、知識分子、統戰對象之後成為第五等公民，一次又一次的受盡委屈，儘管他們大聲痛哭有辱無榮，但卻被視若無睹，聽而不聞。任由他們無辜犧牲，成為統戰的供品。

　這種情況若只是一年半載尚可，但瞬間八年，這種敵友不分，獎罰不明，愛國等如殉道，賣國可討價還價的情況依然未變，比如在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上立場鮮明的人，不但沒有受到肯定，反而被認為操之過急及缺乏溝通技巧，被排除出權力核心，親西方立場鮮明，反二十三條立法不遺餘力的某些大狀被視為上賓，令人不解的是，反中亂港臭名昭著的香港某報刊，照樣可以得到大量國內資本的企業的廣告，並可以得到中國銀行的支持成功上市，反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愛國報紙，卻動輒得咎。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這樣下去，只會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但無助於團結，反而會令愛國者心灰意冷，令親西方人士挾洋自重，氣焰更囂張。

統戰的前提

　本來，統一戰線一直是共產黨治國的法寶之一，但統戰的前提是首先要給被統戰者強大的壓力，如當年傅作義的兵臨城下，或今日台灣的四面楚歌，但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親西方人士背靠反華勢力，支援源源不斷，口袋裡袋有外國居留權，無後顧之憂，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恃無恐，可進可退，在這種情況下，若不先將他們的氣焰壓下去，統戰的作用只會適得其反，相反，愛國人士受盡委屈，已到了口出怨言，忍無可忍的地步了，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做法若不修正，最後必然會引致愛國陣營的分裂，香港的靈魂最後會為西方國家所擁有。 (本欄每周四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