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7] 行政會議改組與問責制演變
■王紹爾 民建聯中委
行政會議變巨型架構後，高官問責制的檢討和改革已經無法迴避。巨型行政會議加上疊床架屋的高官問責制，行政會議與問責局長、問責局長與常任秘書長的關係與合作，將面臨新的變數。歷代官場的經驗，是官越多越辦不成事情，官越多越不問責。因此，行政會議改組後，高官問責制必須是高官少而精，權責分明。
「送青來」與「送老來」
曾特首在施政報告結尾引王安石詩：「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民建聯和民主黨殊途同歸以朱熹詩回應：「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兩首詩都強調一個「來」字，曾蔭權改組行政會議，「送青來」卻未名副其實，因為行政會議八位新貴之中，年紀最大的已69歲，其次有三位已66歲，八位新成員平均年齡61歲，把行政會議整體成員平均年齡拉高了3歲有多，可謂「行會改組送老來」。但是，新增加的八名非官守成員分別來自金融、銀行、商界、醫護及學術界翹楚，在行業中具代表性，可謂「行會改組精英來」。所以，從曾蔭權的布局來看，他是走精英治港路線，美中不足的是未能不拘一格廣納年輕一點的人才。
「不拘一格降人才」
行會八位新貴，絕大部分都是在各自的營商或專業領域相當受器重的人物。從新人事布局來看，港交所有兩名代表，凸顯曾特首鞏固金融經濟支柱意向。其餘如中資、高增值創新工業、銀行、馬會等在行會內皆有一席，可見這是一個重視發展經濟的班子，是一個服務社會、造福市民的班子。至於新委任有「民主派」背景的學者代表，則顯示新班子包容共濟的特色。所以，新班子用人唯才、能者居之，值得肯定。但八位新貴耆宿居多，則反映培養政治人才的迫切性。清代詩人龔自珍詩云：「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如何培養政治人才與管治人才，產生一大批以治港為職志的政治精英，是確保「港人治港」和維持有效管治的關鍵，這個問題值得曾特首深思。
牽一髮而動全身
行政會議的改組，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加上原來的22名成員，令行會變成多達30人的巨型架構，除人數大增之外，行會的遊戲規則亦已改變，更令已經發生演變的高官問責制變化更大。在加入新的成員之後，行會非官守議員共有15人，加上特首和3名司長，將會成為行會的常設成員。其餘11名問責局長，則會視乎需要才出席會議。由於行政會議內超過半數成員由新特首委任，11名「前朝」過渡的問責局長已經「出局」，到底日後哪一個機構才是權力和決策核心，值得關注。由於問責局長視乎需要才出席行政會議，知情權和決策參與權皆無可避免會被削弱。未來非官守議員與問責局長如何合作，常任秘書長的角色會產生什麼變化，以及如何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提供意見，將是亟須面對的複雜問題。
問責制衍生出一些問題
上任特首2002年推行問責制之後，衍生出一些問題。首先，令政府架構複雜化。高官問責制是在政府高層架構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員聘用制度。問責官員可以從公務員體制之內或外界物色人選，將按照一套新的薪金制度和服務條件受聘。而公務員體系中原局長的職級、職位和名稱雖相應改變，但他們原來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保持不變。這使到政府架構更加臃腫重𠋥。問責制表面上讓公務員退居二線，實際上所有的政策仍需依靠公務員執行。但政府並沒有同時改革公務員系統，以致在政策執行上仍未有根本改善。
「省事不如省官」
其次，問責制令局長和署長間多了一層常任秘書長的職位，到目前為止，這三者的關係仍未能完全理順。過去，政務官在政治層面、決策層面起主導角色，其他部門職系的公務員則負責執行政策。問責制有限度地將專業職系中優秀的公務員提拔上決策層，或者從社會上引入問責官員，為政務官的角色及仕途添加了許多不明朗因素。問責制下政府架構變得複雜，再加上角色的改變，定位的模糊，以及不同思維的衝擊，都造成了政府部門與部門、上級與下級間的合作出現問題。現在，行政會議又大變身，行政會議與「出局」問責局長、問責局長與常任秘書長的關係與合作，將面臨新的變數。
古人指出：「省事不如省官。」行政會議變巨型架構後，問責制的檢討和改革已經無法迴避。巨型行政會議加上疊床架屋的高官問責制，難免官僚架構膨脹，政府部門合作出現問題。歷代官場的經驗，是官越多越辦不成事情，官越多越不問責。因此，行政會議改組後，高官問責制必須是高官少而精，權責分明。（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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