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5] 歷史與空間：《論語》編排的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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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曲阜孔林。 資料圖片

王師北

　閒談孔子學院，有人問，《論語》二十章，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如此等等，一直到堯曰第二十。這是依照什麼規律編排的？學而為何第一？為政為何第二？堯曰為何第二十？

　這是一個不大容易回答的問題。《論語》輯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是我國最早的語錄體專著，歷來被看作儒家經典。楊伯峻《經書淺談．論語》說：「『論語』之名，最早見於《禮記．坊記》，足見此書名在漢武帝以前便有了。為什麼叫『論語』，其說不一，都不一定可靠，可以不去管它。」

戴望認為編排有深意

　歷代學者研究《論語》者甚眾，但是研究《論語》編排的，歷來似乎並不多見。清末戴望撰《論語注》二十卷，書末有一段文字專門分析《論語》編次，說是由此「見制作之義」。他說：

　「《論語》為仲弓、子游、子夏等共撰微言，故往往具見制作之義。君子撥亂世，反諸正，以興學為首，故首以《學而》，猶《春秋》之始元正本，以理萬事也。古者大學明堂同處，明堂天法，禮度德法，學以為政，名堂之政也，故次以《為政》。治起衰亂，莫先於正僭竊之誅，明禮教之本，故次以《八佾》。為禮當帥天下以仁，故次以《里仁》。仁道不立，則刑獄繁興，雖有賢者，猶不免囹圄囚諸之辱，故次以《公冶長》。仁者宜在高位，南面以興明堂之治，則賢者進，不肖者退，故次以《雍也》。明堂之法，三代所同，述古昔稱先生，要皆歸乎六位，時成終既濟，定《易》與《詩》、《書》、《禮》、《樂》、《春秋》，皆太平之正經也，故次以《述而》。」如此等等，最後說「悲憫孔子身為素王，欲使得如堯舜湯武為天下君，致純太平，故次《堯曰》終篇，猶《春秋》文成，致麟之恉也。明仲尼之道，祖述堯舜也。」

　這裡引用的，大約為原文三分之一，已經可以了解其基本觀點，不算斷章取義。

分析難免牽強附會

　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謫麟堂遺集》卷首《戴君墓表》說到一件事，可見其為人。太平軍攻陷湖州，他「仰天長號，僵仆絕氣」。這事傳到曾國藩耳裡，「憫之，始延之校所刻書」。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說戴望認為「《論語》的編次既有『微言』，又與《春秋》『始元正本，以理正本』相通」，基本合乎事實；但是沒有對戴望的這種分析正確與否作出評價，是個缺陷。

　以我看來，戴望不是仲弓、子游和子夏，他的這種分析難免牽強附會。比如《學而》列為首章，說是因為撥亂反正「以興學為首」，就頗可商榷。撥亂反正要務甚多，興學最多是其中之一，很難說「以興學為首」。錢穆《論語新解》說：「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學。孔子之教人以學，重在學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務本之義，乃學者之先務，故《論語》編者列之全書之首。」徐復觀《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認為，「《論語》的編纂次序不必都有意義，但首之以學習、次之以孝弟（悌），則未必全無意義。即是，孔門立教的重視學習與孝弟，是毫無疑問的。」這些意見，大都接近事實。

　何況《學而》一章，內容包含深廣，並不全在興學一點。比如第三節「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與興學如何關聯得上？再如第五節「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李澤厚《論語今讀》直接說本節是孔子「關於政治方面的講述」。可見《論語》每章的內容，常常不能以標題概括。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教材說：「『學而』是篇名。《論語》本來沒有篇名，後人摘取每篇第一句的兩個字作為篇名。」這種說法，比較切合實際。再如《里仁》及其後幾章，圍繞「仁」字做文章，看不出有什麼次序先後的道理。總體而言，他這一段文字基本上屬於闡明《論語》價值的範疇，借仲弓、子游、子夏之徒申明原委，替一生鬱鬱不得志的孔夫子歎息而已。由此作為《論語》編排的依據，恐怕根本靠不住。

與竹簡的份量有關？

　古代的書一般用竹木簡編綴成冊，漢代的書依然如此。王充《論衡．正說篇》說，類似《論語》這樣的書，常常用八寸為一尺的竹簡。一大堆竹簡捆在一起，不方便，勢必要分成若干部分。這種分，不僅要考慮文字內容，而且首當其衝的，勢必要考慮每一部分竹簡的份量。這是與今天的各種著作分章分節完全不同的地方。

　今天各種著作分章分節的思維邏輯當時並不能完全適用，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能看到原書，既可考察其編排是否與人們今天所見到的相同，也能分析它原始編排的內在規律。看不到原書，猜想畢竟是猜想。這一點，現在看來只能寄希望於地下文物的發現。2005年6月，韓國仁川市出土《論語》的一些竹簡殘片，就是這種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