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6] 黃仁龍和《香港學》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黃仁龍反對釋法，無礙他出任律政司司長，可能反而有助他出任律政司司長。夏佳理在梁愛詩不起訴胡仙、立法會不信任梁愛詩動議一役中棄權，之後辭職，無礙他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可能反而有助。這就是辯證法。如果這種思維可以持續、擴大和提升，可以質變成原則，而非只是急就章的技術調整，香港管治或許可以進入基本原理和現化代社會的廣闊天地。

「黃仁龍現象」的啟示

　初期傳聞律政司是黃仁龍，一般只注意他「不紅只專」，委任是唯才是用。他出埸，那平實穩重而自信的姿態，「賣相」令人折服。他不是以「大將之風」壓場，而是以懇摯誠意、以至親切的一板一眼，言簡意賅，叫人信服，以至喜愛。政治上幾分幾秒的現場表演，和京昆劇一樣，不是三五七年的急就章，而是幾十年，以至一生修持的積累和質變，有諸內形諸外，成為一種本能反應。李國能和馬英九同樣給人這種感覺。

　如果「紅」是指道德、情懷和意識形態、立場和態度，「專」是指知識才幹本事，黃仁龍肯定有他一生積累的道德、情懷和意識形態、立場和態度，他「點止不紅只專咁簡單」。知識和道德，是人面對和探索未知和不確定，找尋意識和意義的方法、途徑和成果。中西面對和探索未知和不確定，找尋意識和意義的方法、途徑和成果，大同大異，在香港匯聚。但香港百多年的社會和大眾文化形態，只有中層分科的學理和即時應用，沒有接駁中西歷史天外天和文化源流的宏觀、系統性、深度思想。

　香港的大中小學教育體制和社會文化形態，只有中層分科的學理和即時應用，即用即棄。香港的殖民和難民心態，英人管治者和港人沒有自己自發面對未知和不確定、找尋意識和意義的方法、途徑和成果，沒有從源頭自生自創知識和道德。香港人有生活的恐懼，沒有存在的焦慮。香港人天天活在生活的恐懼，但無時理會存在的意義。香港是百年的中西交易站，以實利為核心，以生活、生存的實利為主軸和動力，驅動意識和意義的方法、途徑和成果。實利本身成為意識和意義本身，別無其他。

應該開設「香港學」課程

　香港的大中小學教育體制有分科的學理和應用，社會大眾的文化形態，沒有「精神文化、概念體系和思維模式、文化歷史源流，沒宏觀總體性、形而上和多元的縱橫轉化」。香港只有中下層次的分科學理和應用，由教育到社會一般公私機構和企業，「中下層的分科學理和應用」和「精神文化、概念體系和思維模式、文化歷史源流」和「觀總體性、形而上和多元的縱橫轉化」三者脫節。黃仁龍這種「產品」，似乎是現在香港的偶然例外。

　香港的大學有日本研究、美國研究、中國研究，就是沒有類似的總體性、宏觀統合式「香港研究」。香港的大學現在需要開《香港學》的學士班和碩士班博士班，把黃仁龍式的偶然變成必然，把例外變成正常。香港的大學和科系都有「中層分科學理和應用」，《香港學》學士班和碩士班博士班重點是把三者脫節的理論和實踐貫通起來，進而把「中層分科學理和應用」擴大、提升和質變成「精神文化、概念體系和思維模式、文化歷史源流」和「觀總體性、形而上和多元的縱橫轉化」。（本欄每周三刊)（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