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9] 百家廊：文學依然魅力十足 放大圖片
施友朋
作家寫作的心態因人而異，不過，起初提筆，必定有股真誠與激情。魯迅起初為《新青年》寫小說時，也沒有稿酬，皆因由原先的《青年雜誌》（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陳獨秀主編）改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經營困難，只好把「每千字二圓至伍圓」的稿酬取消，只付編輯費。剛辭世的文壇巨匠巴金在《我與開明》一文中寫道：
「我一直將『自己要說話』擺在第一位，你付稿費也好，不付也好，總之我不為錢寫作，不用看行情下筆，不必看臉色揮毫。我還記得有一個時期上海成立了圖書雜誌審查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審查，我有半年多沒有收取稿費，卻在朋友沈從文家中作客，過著閒適的生活，後來又給振鐸、靳以作助手編輯《文學季刊》，做些義務勞動。此外我還可以按時從開明書店拿到一筆『版稅』，數目雖小，但也可以解決我一個人的生活問題。」
揮筆非為稿酬
巴老只求有園地「可以說真話」，對稿費不像魯迅的「要求高」。二十世紀初靠稿費生活無憂的，當推林紓（林琴南），據陳明遠著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文匯出版社）指出：鄭逸梅等回憶說，林譯小說在清末民初很受讀者歡迎。他的譯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幾年間，共達一百四十種。稿費也特別優厚；當時一般的稿費每千字二至三圓，林譯的小說稿酬，則以千字六圓計算，而且是譯出一部便收購一部。又據《藏暉室札記》，載《新青年》第三卷第五號，轉引自《中國近代文學史論文集．小說卷》第六八八頁。）每部書稿酬一千二百銀圓左右（合今人民幣六萬元），這樣，林紓十幾年間的稿酬收入高達二十萬銀圓以上（合今人民幣一千萬元以上）。林琴南靠寫作變成千萬元戶。
從陳明遠的專著以及馬嘶的《百年冷暖——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兩書可見當年的「文字」還是「有價」的。
約稿難 寫稿更難
最近劉紹銘教授慨嘆香港文學雜誌的稿酬，多年來原地踏步，不但沒有增加，甚且有倒退的𤂌象，稿費可恥，如何教名家有興趣為其撰文，猶幸有「人情」搭夠。劉教授之嘆，正是此間「文學雜誌」的致命傷；當然，劉教授有時「嘴硬心軟」，吾人依然可以在香港的文學雜誌偶爾拜讀他的大作。
黃仲鳴主編的《作家》，靠的是儒商的資助，刻苦經營，我作為跑腿的，也曾不自量力地向曾是「文藝青年」的同輩約過稿，結果給噴得一面屁：「哎喲！怎麼你還在搞那勞什子的文學雜誌，我已不寫那些純純的散文與詩了……」我只好知難而退，從此不大敢開口約人家寫稿，只有幾位相交較熟的如李洛霞或一些稱我為「前輩」的後起之秀約稿，懇求他們有空賞面的交一篇小說、半篇詩文之類。
台灣的《印刻文學雜誌》出版了兩年，成績斐然，已榮獲二○○五文學藝術類雜誌金鼎獎。香港的「藝展局」理應去取經，分析一下何以台灣能而在「強政勵治」下的香港不能？究竟是錢的問題還是沒人才的問題？好好的反思、認真的探討，應該會理出一點頭緒吧！
文學力量防不勝防
對待文學的態度，最好如時下的女星對待男友一樣，分手不要太傷心，大家灑脫，笑看浮生。這樣便沒有懊惱與痛苦。
事實上，文學的薪火，無論處於任何困局與時代，還是會傳下去的。
王蒙於《中國文學怎麼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說：文學有它的力量所在。它的力量並不在於直接去改變一種政治狀況。說我要通過寫作品撤誰的職，開除誰的黨籍，根本做不到。那麼它的力量在哪裡呢？它的力量在於激動人心，打動人心，它的力量在人心裡邊。文學和暴力相比是軟弱的，文學和權力相比是不設防的，但文學能贏得人心。你撤了他的職，你殺了他，但他的影響，他所贏得的人心，永遠除不掉。「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文學的牛皮就在這個地方。
每個時期總有一批一批癡心塌地的文藝青年在為文學默默耕耘。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館》一文追憶：六十年代的文學活動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做了下去。當時我們寫作，好像也並沒有甚麼崇高的使命感，沒有叫出驚人的口號——就是叫口號，恐怕也無人理睬。寫現代詩、現代小說，六十年代，還在拓荒階段，一般人眼中，總有點行徑怪異，難以理解。寫出來的東西，多傳閱於同仁之間，朋友們一兩句好話，就算是莫大的鼓勵了。然而在那片文學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與外人道的酸甜苦辣。於是台灣六十年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的萌芽、開花。
寫作 無用之大用
然而，經過時間的潛移默化，一個寫作人會對自己作出反思。正如李歐梵所說，文學沒有實際用途，不過到了緊要關頭，它卻會促人猛省，想到文學作品以外的人生。早在一九三○年，周作人於《草木蟲魚小引》一文就對語言表達的局限，有深切的體會：我平時很懷疑，心裡的情是否可以用語言全表了出來，更不信隨隨便便就表達出來。甚麼嗟嘆啦，詠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為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微末了。
周作人深感人生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遑論是文字，即使勉而為之，亦不過是聊以寬慰消遣罷了。
封筆十年的余華，最近推出《兄弟》叫好叫座，他接受《新周刊》訪問時直截了當地指出「文學本來就是邊緣的。文學書是一種沒用的書」。暢銷作家沒有抬高文字的功效，畢竟是「與時俱進」的表現。陳村與王安憶等一班上海「職業作家」（王安憶戲稱他們是「最後的貴族」，因如此的「專業」已取消了）訪問台灣，陳村提到：王安憶在大陸是重要作家，一本小說頂多賣十幾萬冊，少年作家郭敬明卻銷到百萬冊（現年二十二歲的郭敬明，十九歲第一本小說《幻城》出版，銷售量達一百三十萬本。二十一歲入選中國內地百富榜），這是因為年輕讀者的感性方式已經改變，對文革故事感興趣的人也少了。對年輕人談鍾阿城或王朔，倒不如談安妮寶貝或郭敬明來得有反應。
新舊作家遍地開花，老中青互相輝映，且有相當的市場效應；作家既是平民也是貴族，「文學」還是魅力十足的！余華——郭敬明、王安憶——安妮寶貝……各自有各自發展的空間，來，為文學的多元化和打通雅俗脈絡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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