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2] 香港「內調外聯」的異質和悖性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香港的定位將沿著「金融、運輸、物流、貿易、旅遊」的服務性路向發展，回到十九世紀開埠時的功能和業務。總結一下當時香港是什麼、靠什麼，什麼造就香港，什麼造就香港什麼，香港造就什麼，就什麼百多年可以這樣，歷經什麼起伏，打破什麼宿命，有好處，有必要。

漁港變成世界服務中心

　服務性經濟體系的性質、格局和路向，一在個體自由自主，在個體自由自主基礎上調協內部各人和各部位，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質素和水平，一在對外聯繫和適應，和大系統接軌，滿足顧客的需要。香港「自由港」開埠到現在百多年，靠這「內調外聯」活命，將無資源的漁港變成世界服務中心。然而，「自由港」的「內調外聯」體制模式和文化形態，當時在東方的歷史階段，是一種外來侵略的異質性，常和東方傳統文化相悖。香港百年的「自由港」的異質和悖性，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湍流中冒風頂浪意外發展起來的。香港的「自由港」的異質和悖性，百年來都是香港生存和運作的一大問題，有時異質和悖性是動力，有時是阻力。現在這個深層問題仍在。

和世界接軌的「利商業環境」

　香港「自由港」開埠之初，幾乎純粹是一個轉運站，以西方和東方腹地的海運停泊港，除了提供食水和倉儲設備，更提供和世界接軌的「利商業環境」（Pro-business），個人人身安全和財產權益相對有點明文保障。首先移居香港是澳門和廣州的外商和華人買辦。人口由五六千人增至二三萬人。

　沿著歐亞和中亞美的人流物流貿易的海運線，香港一方面連接印度、印尼、星馬，以至中國大陸、東北亞，一方面連接東南亞、澳洲和美國。這兩條長途主幹之外，是中國內部南北之間的人流和物流。因為內陸交通不便，中國內部由南往北、由北往南的交通和運輸，香港的海運成為一個選擇。

　兩條長途主幹和中國內部南北之間的短途網絡，形成香港長短途綜合交錯、接駁全球的網絡。新舊金山的淘空熱，救活了開埠初期的香港。外人來華，中國人外出，香港都是最方便渠道之一。香港和九龍的城市建設和佈局漸成形。

逐漸成為一個「小西方」

　有形的人流和物流之外，是無形的意識、意念和意義的中外交流。香港逐漸成為一個「小西方」，中國人從香港可以窺見西方世界，西方人可以窺見中國世界，進入中國內地的世界。鴉片戰爭後，清朝逐漸解體，「同治中興」不外自己貼金，內亂勃起，外患不斷，內外力量互相促發和借勢，接踵而來。太平天國之後，直至日據時期，每次中國內地不穩定，香港都成為「避風港」。十九世紀洪仁玕和孫中山，以至二十世紀的國共兩黨，都借助香港通往外面世界、引外面世界入中國為己用，又借助香港避難。

　英人在香港從十八世紀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和初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的需要出發，構思、建構和經營香港。除了利商環境，還有英國幾百年的法治、行政和管理系統，典章標準規格文化，可以追溯到羅馬的規章體制和希臘的多元開放哲學。個人人身安全和財產權益相對受尊重，迫害和剝削也有點理性程序，迫害和剝削之後有「虛偽」的補救機制和渠道，迫害和剝削、補救機制和渠道不斷開放討論，修正更新。

香港和西方接軌的自由港文化

　明文保障和規則可以是「假惺惺」，也可以是真格的，但真假之間較有理性轉化的可能。法治、行政和管理系統的明文保障和規則，是一個超然獨立的實體，凌駕一切，誰都是居其下，接受它的邏輯和規律的運作和裁處；法治、行政和管理系統的明文保障和規則又是一種文字和思維「遊戲」（Game），誰可以在它下面，按它的邏輯和規律「玩遊戲」，打敗它，活命，求生路。

　香港百多年視為常態規律和價值觀系統的自由港文化，在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如不是不發達，就是完全欠缺，過去五百年更是明顯。香港這些百多年的自由港文化、常態規律和價值觀系統，或者在個別分割的工具性層面可以「中體西用」、「西為中用」，但一深入哲學結構和文化生命的基本形態，便成為異質和悖性。香港以現代化的「個體化」和「世俗化」為社會運作和文化生命的基礎，和中國的集體化和道德化互為異質和悖性。

　香港可能是中國文化幾千來第一次，最長時間「寄養」於外面一個更先進的文明，粗略學到若干器用性的（類）文明的法治、行政和管理系統，百年後現在回歸中國。香港這些和西方接軌、在中國的異質和悖性，是香港生存之道。中國幾千年來第一次要設法「重納」香港這種「半唐番」。(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