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8] 紅色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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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文革期間，電影界訪問廣州留影。前排左起：李萍倩、王小燕、陳綺華、石慧、紅線女、夏夢、王葆真、陳思思。後排左起：張錚、廖一原、朱虹、韓雄飛、費彝民、傅奇、高遠。

　前文所說，中國內地對香港電影的影響，不單是體現在具體某一部電影的製作上。往深一步說，影響香港電影的中國因素，更多是以一種價值觀、一種意識形態來體現。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通過「國防電影」的概念，分別代表右翼和左翼的國共兩黨，就在香港的電影界聯手合作。雖然對抗戰的表現深淺不同，但都是出於對電影要表現政治理念的要求，這與香港電影界純追求利潤的價值觀有別。通過「國防電影」，左翼價值觀在香港電影中培下了種子。隨著抗戰勝利，國共雙方分道揚鑣，內戰接踵而至，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再次成為不同意識形態逐鹿的舞台。

七人影評

　吳羊璧曾有過一篇文章是《五十年代影評的一段歷程》，其中提及「集體影評」。根據他的敘述，1948年3月30日，香港《華商報》的副刊上，出現了由七位作者署名的《七人影評》，七位作者的署名是梓甫、達之、蕭然、慕雲、逵君、蔚夫、逸君。據說，這七個筆名背後的真人，分別是夏衍、葉以群、周鋼明、孟超、瞿白音、洪遒、韓北屏。

　「七人影評」採取集體討論而輪流執筆的寫法。從這種寫法，已可以看出一種意識形態統一「作戰」的脈絡。他們的影評對象，也是以蘇聯電影為主，這與以美國電影為主流的電影界顯然不能合轍。他們的立論是主張政治性要與藝術性好好結合，政治上的教條在電影裡溶為藝術的形象，使觀眾起情緒上的共鳴，不贊成死板的政治宣傳。

　除了「七人影評」，在《大公報》和《文匯報》，又出現了「粵片集評」。初期的作者有谷柳、陳殘雲、黃寧嬰、麥大非、盧玉、李門、吳其敏、吳德輝、馬孟平、樓棲、蘆荻、呂志澄、秦淮碧。「粵片集評」的寫作方式和「七人影評」一樣。

　這種影評體現的價值標準，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我們的批評標準和尺度，一言以蔽之，就是：真正有益大多數人群身心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電影不是純商品，它還有影響人心移風易俗的功能。」有益人心，移風易俗，非商業。這種標準最初的源頭，大概可以上溯到五四新文學運動對「人」的發現和重視。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藝對人和社會的功能被近一步強調和規範。七人影評的觀點，帶著那個時代鮮明的左翼色彩。

讀書會

　1949年中共建國，把馬列主義和中國具體革命實踐成功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面對那些令人鼓舞的變化，人們自然希望能夠跟上時代的腳步。

　吳羊璧回憶說，跟上時代的唯一辦法，就是讓自己的思想配合時代的需要。「國內的人們都那樣做了，我們在香港的也不能落後。於是大家組織了讀書會。」這個讀書會的目的很單純，就是「學習甚麼是社會主義，甚麼是馬列主義。」

　讀書會的成員都是電影界的人，根據興趣參加。沒有強迫改造思想，學習也不是強制性的，「更從來沒有要自我檢查、自我批判的一套」。讀書會的活動，就是學習一些簡單的有關社會主義基礎的著作，那時還沒有《毛澤東選集》，所以也沒有系統地接觸毛澤東思想和著作。

　讀書會的特點，除了帶有愛國色彩，就是自由。自由參加，也自由不參加，有些人參加一會兒又退出了。是一個非常散漫的活動。像朱石麟、費穆、胡小峰、夏夢、李麗華、嚴俊等都曾參加。

　七人影評和讀書會，都只活動在電影製作的外圍甚至邊緣。但這兩件事，卻生動地體現了49年後中國內地對香港電影的影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