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17] 百家廊：永遠的胡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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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故居是所大平房，屋裡陳設極為簡單。1958年至1962年，時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在這裡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光陰。 新華社

馮遠理

　二十世紀的上半葉，胡適是中國學術界公認的盟主。他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推崇——國外的就不用多說了，從他獲得海外三十五個著名大學的榮譽博士就可見一斑，這還不包括他自己推掉的——如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準備授予他榮譽博士。這是康大建校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但胡適不想因為自己破壞了母校的傳統，謝絕了這一好意。在國內，他不但是開風氣之先的時代先鋒，更以自己親身的學術實踐，把中國思想、學術和文化界進行了全面更新，為現代中國的誕生做了思想、文化和輿論的準備。

現代中國的「催生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胡適是現代中國的「催生婆」。他第一個提倡白話文；是新詩的「老祖宗」；制定了標點符號，並第一個使用；引進了現代教育制度並身體力行；第一個用科學方法考證《紅樓夢》——新紅學從此誕生……他終身服膺民主、科學，並為這一目標奮鬥終生。政治上「左」和「右」的攻擊，內部的誤解和敵對陣營不時潑來的污水、施放的明槍暗箭，都未能使他放棄自己的責任和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胡適的思想越來越發出耀眼的光輝，他在幾十年前的見解和預言為世界的發展所證實。胡適研究重新成為一門顯學，決不是偶然的。五十年代對他的大規模的批判，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胡適的價值。

　但這些都不是我想說的，實際上胡適的成就遠不止這些。我想說的是，在那樣一個污濁的環境中，胡適沒有被黑暗所污染、傷害和吞噬，永遠保持著一種平和、高貴的心情。他沒有以暴力對暴力，以惡言對惡語。對於他的對手乃至蠻不講理的對手，他始終保持著真誠的尊重。不要小看這些不起眼的事情，實際上胡適是想通過自己的言行，給國人提供一個現代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恰恰不但是當時的文化界甚至是新文化的優秀分子所缺乏的，也是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所缺乏的，更是這幾十年在階級鬥爭的陰影中成長起來的幾代人所缺乏的。難怪當時的國人稱他為一個「新孔子」，「當代聖人」。我一直都在想，但始終都想不明白：在一個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睚眥必報的中國，怎麼會出現這樣一個聖人呢？他的出現不是天意，至少也是一個奇跡吧！

新文化運動「發難的信號」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出版，這一期的《新青年》刊登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在這篇文章裡，胡適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八條革命性原則。這篇文章的意義，用鄭振鐸的話來說，就是新文化運動「發難的信號」，它標誌著延續了三千年之久的中國舊文化開始被系統的改造。自然，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響。一時間，贊同者和反對者紛紛登場，其中不乏堅決反對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的。對於這個問題，陳獨秀和胡適這對好友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

　同年四月十七日，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一封長信中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我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主張文學革命，雖不容退卻，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對此的回答是：「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的武斷態度讓胡適感到十分「驚訝」。同一時期，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訊」這樣寫到：「我主張歡迎反對的言論，並非我不信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我若不信這是『天經地義』，我也不來提倡了。但是人類的見解有個先後遲早的區別。我們深信這是『天經地義』了，旁人還不信這是『天經地義』……輿論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誠懇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不能不取消他們的『天經地義』，來信我們的『天經地義』。所以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儘管趨於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從這一件事我們也不難理解，這一對好友最後為什麼在政治上會分道揚鑣？但他二人一生都是好友，陳獨秀幾次入獄，每次都是胡適竭力營救。令人欣慰的是陳獨秀在晚年拋棄了自己二十年代後的政治主張和信仰，重新回歸自己早年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麾下。

成為眾人的朋友

　胡適和魯迅的關係也叫人唏噓再三。新文化運動時期，誰都知道，胡適和周氏兄弟是好友。但後來二人走向不同的道路。魯迅屢屢攻擊胡適，其中不乏猜疑和無理的攻擊，但胡適始終未置一言。倒是胡適的一些朋友（胡適一生的朋友遍天下，那時候「我的朋友胡適之」是許多人的口頭禪）看不下去了，要出一口惡氣。尤其是蘇雪林和陳垣很為胡適抱不平，寫了一些過頭的話，對此胡適在給蘇雪林的信中說：「我很同情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論他的思想究竟是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我不知魯迅先生在九泉之下看到他早年好友的這一段話有何感慨，但我自己卻不得不佩服胡適的胸襟和修養。

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

　眾所周知，五四時期林琴南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他甚至想借助北洋軍閥的勢力來剷除新文化運動的骨幹，以阻止新思想的傳播。一九二八年有位作者做了一篇類似林琴南當年《荊生》之類的影射小說《園丁》攻擊林琴南。小說主人公凌近蘭影射林琴南，何識時對應胡適之。《京報》的編輯主任將小說轉給胡適，胡適說：「林琴南並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紅鞋的事。我們可以不贊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當污衊他的人格。」從他對林琴南態度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人格閃耀著光輝的「聖人」。

　胡適有一句名言「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這句話他奉行終身。由於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開山作用，更由於他的人格魅力，他成了那個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不但文人把「我的朋友胡適之」掛在嘴邊，他也是各種政治勢力極力爭奪的對象。但他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對各種政治勢力毫不留情的給予批評，因而他晚年在海峽兩岸同時遭到炮轟，但他的敵人也不得不對他的人格表示極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