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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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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08] 百家廊:令我心酸落淚的海上學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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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間,北京大學已成大字報的天下。來源:港人月刊第二期(2004年5月)

汪秀枝

 讀吳中傑先生的《海上學人》時,我一直感到辛酸。

 我還忍不住流了兩次淚。

學人如履薄冰

 一次是讀到余上沅先生不敢吃肉時。余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成了著名的劇作家,戲劇理論家、活動家、教育家,他熱愛祖國,擁護新時代,於一九四九年年初謝絕英國的留請,返回祖國;回國後,又拒絕國民黨的「搶救」,不去台灣。他生性膽小,整日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做著單位分配給他的工作,但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時,他就因曾經做過揚帆的老師和上級而涉嫌「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一案被捕,被關押了一年多,後因實在查不出有何反動言行,才被放了出來。經此事件後,余先生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多說一句話,不多走一步路。

 即使如此,「文革」中余先生還是被打入牛棚,發配到鄉下從事挑糞、挖渠等「最光榮的」勞動。一次,他從鄉下回到上海家中,告訴妻子很想吃肉。其妻就將全家所有的肉票集中起來買了肉,做了余先生最喜歡吃的紅燒肉端上桌。不料,當余先生將肉夾到嘴邊時又放回碗裡。其妻忙問緣故,余先生說:回家前監督小組吩咐過,不准吃肉。如果不聽話吃了肉,就又得挨打了。

學問成了罪惡

 另一次是讀到王中先生被人稱讚而號啕時。王先生一九三六年參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及第三次國內戰爭期間,他都活躍在新聞戰線上,為共產黨的事業搖旗吶喊。但是,與當時絕大多數黨員不同的是,王先生不盲目服從上級的意見,而且還要提出自己的新聞觀點。這樣,他在一九四九年後的歷次運動中,都成了挨整的對象。面對「革命群眾」的批鬥,王中先生非但不認錯,不檢討,反而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回敬。

 「文革」結束後,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學生談到王中時,以欽佩的口氣說:「別人不管有沒有錯誤,都紛紛檢討,只有復旦的王中,始終沒有檢討。」當有人將此話轉告王中時,王先生臉上玩世不恭的神色頓消,繼而號啕大哭起來。

 從余上沅先生的「不敢吃肉」和王中先生的「號啕大哭」中,我,一個按照常情常理去感受、判斷人世間種種事務的讀書人,深深體會到了改革開放之前近三十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所受的屈辱,體會到了他們活著的艱辛。除余、王二先生外,在《海上學人》中,吳中傑先生所記錄的諸位學人—陳望道、郭紹虞、蔣天樞、賈植芳、錢谷融、劉大傑、畢修勺等,都是某個方面的一流專家、學者,用老百姓的話說,他們滿肚子都是墨水,滿腦子都是學問。但是,時移勢異,當他們跨過一道時代的大門坎後,知識和學問不僅不再為他們帶來榮譽的光環,反而將他們推向不幸的深淵。

信心尊嚴被擊垮

 因為知識、學問與懷疑、批判是密切相連的,與迷信、盲從是背道而馳的,當時代只允許一個聲音,一種思想存在時,與這種聲音不同的知識就成了異端邪說,對這一思想的懷疑就更是罪大惡極。所以,他們就被視為復辟資本主義的精神力量,滋生修正主義的溫床,進而遭受一輪輪的改造、批判。很快地,他們的本領被批臭了,信心被擊垮了,尊嚴被打落了,只剩下活著。為了活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採取余上沅先生的態度:老老實實,低頭認下被指定的罪行,少數人則像王中先生那樣設法與標榜著「正義」、「正確」的人們周旋。然而,無論是余先生們的老實,還是王先生們的「不老實」,換來的,都是「革命者」的打罵、侮辱,都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

 我是不相信靈魂之說的。但此時,我倒真盼著靈魂的存在。這樣的話,我將買一塊最好的肉,完全按照菜譜上的規定(平時我做菜可是沒有這個耐心的),做一盤紅燒肉,淨手焚香,恭請余上沅先生的靈魂來享用;在一縷清香前,我還要對王中先生的靈魂說,老前輩,您在天堂裡別再哭了,我知道您的玩世不恭是假的。在那個年代裡,您臉上笑著,心裡在滴著血。

 《海上學人》:吳中傑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五年十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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