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13] 歷史與空間：中華成功第一人—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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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顯中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雲水翻騰、風雷激盪的大變革時代。社會動亂、群雄逐鹿，為形形色色的「士」創造了發揮才幹、施展抱負的大好良機，為他們提供了脫穎而出、嶄露頭角的廣闊舞台。這些人或者折衝於樽俎之上，或者運籌於帷幄之中，或坐策國事，或縱橫遊說。等而下之，雞鳴狗盜、遊俠、刺客……總之，雅俗皆備，品流繁雜。因而在思想領域裡形成諸子爭鳴，百家蜂起的局面。

辯才無用　權勢重要

　進一步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在諸子百家中，大多是布衣之士。他們筆下縱有千言，手中卻無寸柄，也就無力貫徹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無從檢驗其理論的正確與否，更沒有機會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因而他們的理論大都顯得缺乏可操作性，流於空疏。例如孔子，他的一生大多數時間都是用於周遊列國、遊說諸侯，但收穫甚微。只是在56歲的時候才做了宰相，為期僅僅3個月。還來不及實現宏偉的政治理想和施展自己的治國才華。孟子的遭遇也是如此，諸侯們都認為他的學說是「迂遠而闊於事情」沒有參考價值。荀子的遭遇比較好一點，也只是做到蘭陵縣令，只是一個小小的地方官，無法積累全面的治國經驗。至於老子，更是一位抱著出世思想的純學者，遠離廟堂。墨子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談不到參與政治的機會。韓非倒是十分希望輔佐明主，成就一番事業，可是還沒有發揮作用就被其同學李斯陷害，成為秦始皇的刀下鬼。

比商鞅幸運

　在先秦的許多思想家當中，只有兩個人是例外，即管仲（約公元前730年—645年）和商鞅（約公元前390年—338年）。他們二人不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並為後人編輯而成煌煌理論巨著，而且身居要職；手握重權，因而有可能貫徹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躬親實踐自己的理論。實踐的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據史籍所載：管仲輔佐齊桓公，結果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霸中國（《史記．管晏列傳》）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秦孝公用商鞅，結果是「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史記．李斯列傳》），「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戰國策》卷三）為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如果再進行一番比較，商鞅雖然事業上成功了，但從他個人的角度來看又是失敗者（最後被保守勢力車裂而死）；管仲則不然：他在位的時間長達40餘年，功成名就，既是學識淵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績沛然的政治家，可以說是先秦諸子中獨一無二的典範。因而他的思想對於我們今天仍然具有無與倫比的借鑒意義。

　在他死後，學生和後輩們將他的治國理論編輯成書，這便是《管子》。該書有一半以上的內容涉及經濟問題，其中相當多的篇幅是專門研究經濟的，其所討論的範圍十分廣闊，諸如對外貿易（當時的對外貿易，也就是諸侯各國之間的物資交流而已）、宏觀調控、價格、市場、貨幣、壟斷……等等，幾乎無所不談，真可以說是一部古代的經濟學全書。因此，學術界幾乎一致認為：《管子》是一部經濟學巨著。從前有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依我的看法，一部《管子》倒真是可以作為治理國家重要的參考。

　在這裡不妨舉幾個例子。

鼓勵商業和富民

　在以《治國》為標題的專門一章裡，一開頭就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這段話說得多麼精彩！

　還有一句傳誦千古的名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兩千多年來，這句名言曾經被中國歷代進步的思想家反覆傳誦不絕，也被歷史上一切開明的政治家奉為圭臬之論。可是他們未必都知道，這句名言正是出自這位大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中；而且是被收錄在該書第一篇《牧民》的第一段。（另外，在《五輔》裡，作者還寫道：「倉廩實而囹圄空」意思相同）在我國古代，人們根本就不知道甚麼叫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而管子的這句名言卻不自覺地、非常接近了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的高度，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智慧、多麼令人佩服的天才！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係：後者應該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

　先秦的許多思想家都非常重視農業生產，認為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同時大多反對發展工商業。《管子》和其他絕大多數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不僅僅看重農業生產，同樣也十分重視工商業。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例如：「無市，則民乏矣」〈乘馬〉《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見解，原因有二：他在從政之前，曾經營商多年，因而積累了豐富的感性知識和實踐經驗；而主要原因在於，他施展才幹的政治舞台不是地處偏僻的西部內陸地區（例如商鞅），而是面臨大海、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齊魯大地。遼闊浩瀚的大海拓展了這位思想家的胸懷和眼光，長期而豐富的實踐經驗更熔鑄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古人有所謂「三不朽」的說法，即立德、立功、立言。集三者於一身而又如此完美者，僅此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