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3] 北大窮學生李澤厚

■李澤厚是中國當代首屈一指的美學大師。網上圖片

口述：李澤厚　採寫：陳遠

　李澤厚，啟迪一代人的美學大家。湖南長沙人，生於1930年6月，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李澤厚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哲學、美學研究，成名於五十年代，獨樹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九十年代，李澤厚客居美國。

外表木訥內心自負

　去見李澤厚之前，我心裡一直嘀咕，他現在是甚麼樣子？他的影響之大，曾經無出其右者，後來也沉寂多年，還因為《浮生論學》等書而備受爭議。關於他的段子還有一個，某一年李澤厚南下應邀做客一家開在大學附近的民營書店。書店老闆是個做事低調的人，對此並未大事張揚，只不過在店門口貼了一張不起眼的小告示，卻也引得一群青年學子注目。他們興高采烈地指指點點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澤厚要來了！

　果然，記者一見到他，李澤厚就說：你們這個年代的年輕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幾分落寞。李澤厚是個不善言談的人，我問，他答，很長時間裡，我和他處於一種有點尷尬的境地。短短時間內認識一個人是困難的事情，但是我還是想試著為李澤厚畫個像：他外表不修邊幅，顯得有些木訥，內心卻很自負。

四年的不標準大學

　我在北大讀書是在1950年到1954年，標準的四年。那四年，學校裡運動不斷。如果用現在的學分和學時制的標準，我是沒法畢業的。我入學之後先是抗美援朝，後來三反五反，等等。而且當時我的身體也不好，肺結核。1950年的時候，學校對於肺結核的學生還是蠻照顧的，進行化驗之後，把肺結核的同學分到一起住，有另外自己的食堂。

　後來病治好了，我就自己跑到圖書館看書，從那時候起開始積累一些原始資料。所以可以說我的研究工作開始得比較早，大學一二年級就開始了。我的性格比較內向，不喜歡和人交流，也不喜歡向人請教，所以走了不少彎路。大學的生活過得很平淡，生活也很困苦，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在同學當中算是最窮的，而且還要負擔一個上學的妹妹。

　當時北大還有很多老先生在，但是我跟他們聯繫很少。我記得曾經給馮友蘭先生寫過一封信，他很稱讚我。但是一方面他們都在「學習」，在運動中做「運動員」，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歡交往。倒是在畢業之後我跟馮友蘭先生聯繫比較多。那時候我已經開始發表文章了，我記得我第一次發表文章的時候是25歲。

　我常常說我的經歷非常簡單，如果填表的話，兩行就夠了：1950年到1954年在北京大學學習，1955年之後一直到現在，在中國社科院（當時還叫科學院）哲學所工作。

■李澤厚的美學著作—《美的歷程》。

和朱光潛論美學

　你剛才說我在美學大討論中一舉成名，其實在那以前我就已經很有名了，當時發表文章不像現在這麼容易，美學大討論之前我發表了幾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發表的，內容是關於康有為的《大同書》，跟美學無關。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驚，不知道這個人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說到當年的美學大討論，那時候我剛剛畢業，朱光潛發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後來周揚提出美學思想可以自由討論，緊接著蔡儀就發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潛，黃藥眠也發表了文章。我很早就對美學比較感興趣，所以也寫了一篇，一方面批評了朱光潛，另一方面也批評了蔡儀。朱光潛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發表在《文藝報》上的，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份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當時正在提倡百家爭鳴，所以美學討論在當時非常熱鬧，如果你感興趣，可以去查查當年的報刊。

兩次下放兩次「四清」

　我關於美學討論的文章發表不到半年，反右運動就開始了。不過我比較幸運，運動還沒有開始，我就離開北京同我們所內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畫。從敦煌回到北京的時候，反右的高潮已經過去了。所內倒是也調查了我，問我在路上說過什麼話。不過當時所內的右派名額已經超過了一般單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說我成了一個「漏網右派」。

　1957年12月，我和所內幾十個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區的元氏縣去勞動。在那裡主要的就是勞動，連洗衣服的時間都緊張。而且又趕上1958年的大躍進，很緊張，整天都在幹活兒。

　這次下放回來，緊接著又是下放，這次是在1960年，到山東。如果說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麼這一次就是「餓」了。每天只能吃到4個白薯，沒有別的東西吃。當時老鄉還有自留地，我們則是什麼都沒有。

　我的生命中還有兩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勞動，下放的人們在別人看來都是犯了錯誤的，勞動是對你錯誤的懲罰。「四清」則不一樣，下去「四清」的時候算是幹部，清查地方幹部的「四不清」。前後兩次，大概也是兩年。

■李澤厚（左）接受訪問。 網上圖片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在北京，算是個「逍遙派」，看法雖然也有一些，但是不介入那些紛爭。不過機關跟學校有很大不同，因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學校裡鬧得那麼厲害，雖然兩派之間爭得也很厲害。

　我那時候已經結婚了，就盡可能地不去所裡，開個病假條，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都不到所裡去，在家裡看看書。1970年，我們所集體下放到河南信陽，200多個人住在一個大房子裡，這就是「五七幹校」的生活了。去幹校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一個箱子，是統一的，可以放衣服什麼的，我則把我最喜歡的和自己覺得最值得讀的書放到箱子裡帶到了那裡。跟1960年比起來，幹校的生活似乎沒有那麼飢餓，伙食相對也要好一些。

著作熱賣三萬冊

　那時候，我開始著手準備那本《批判哲學的批判》。當時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所以一直沒有動筆，因為如果不看哲學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個人在那裡想半天，結果如果是人家早想出來的東西，功夫就算是白費了。1972年我從幹校回到北京之後，就接著研究康德，別人也幫我借一些書，當然都是偷偷摸摸的。

　當時我在所裡從來不講我研究的這些東西，也從來不去申報什麼課題。後來書出版之後，所裡的人都吃了一驚。《批判哲學的批判》當時算是賣得很好的，三萬冊，在美學界算是賣得最好的書。當時還沒有「炒作」這個詞，買書的人大多是像你現在這個年紀的，到現在也有四五十歲了。80年代很多人稱呼我「導師」、「精神領袖」，對於這些，老實講，我沒有什麼感覺，因為從小就聽到過很多過獎之辭，所以聽到這些也沒有如何飄飄然。我在所裡的待遇也並沒有因為這些有了什麼好的改變，直到1986年我才分上房子。

到美國「三冒險」

　62歲的時候，我到了美國，主要是在大學裡教書，我常常說我到美國有三大冒險：62歲的年齡還要去學開車，很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學，但是我說我沒有辦法啊，在美國那種環境裡，不學開車我沒辦法走路啊。學車我用了比別人多一半的時間，還算是學會了。第二個冒險就是我必須要學會講課，我畢業之後就分到社科院了，從來沒有上過課，到了大學裡必須要登台講課。第三點就是必須用英文講課。沒有辦法，我硬著頭皮去講了，這三大冒險我總算都闖了過去。想起來不容易呢，當時我60多歲了，年紀畢竟不算小。■摘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