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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與夫人梅志三十年代的合影。
李國濤
《文匯讀書週報》（二○○五．十二．十六）轉載魏邦良《胡風與喬冠華》，述說了一個據說是「鮮為人知的故事」。
胡風與喬冠華在一九四三年在重慶時已是好友。那時一起寫文，譯文，辦刊，交談，以至於無話不談。文章說，「甚至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胡風自己在回憶錄裡也「充滿溫情」地說到這些。他特別說，「在反教條主義這個問題上特別有共鳴。」後來，又增加了陳家康，成為三個好友，談論理論問題。到了一九四八年，胡風的理論問題受到批判，喬冠華當時已在香港，就寫文章批起胡風。那場對胡風的批判，現在真相已明，不必在此多說。喬冠華在《臨終前身世自述》中說，他的那些批判文章，是得到延安的有些領導同志的肯定的，他似乎很自慰。但按胡風夫人梅志的說法，就是：「他不過是借胡風來洗了手」。這也罷了。等到一九六六年二月，胡風早已成了階下囚，重犯。胡風曾寫信給他，信較長，最後幾句是：「現已受命即日遠戍（即要求略緩時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後會無期，前塵種種，對你應感謝的，對你應請責的，不斷地襲上心頭。……就請以言不盡意，語無倫次見諒吧。」這信的意思很明顯，是想請喬冠華為他作一點努力，照料一下，哪怕緩幾日行程也好。當時關於胡風的事，也是不好辦。能辦不能辦當然也不能勉強。但喬冠華將此信轉給章漢夫、姬鵬飛和周揚，文曰：「此人已不可救藥，不便再理會他了。」這樣的話，現在讀來，令人心寒。一點人情都沒有了，只有官腔。可是後來，在四人幫的政治風雲之後，喬冠華被審查，也落到當年胡風的地步。他要向當時的中央解釋他的一切，「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也被拒絕了。」也有「不可救藥」的話意。魏邦良的文章說，「希望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就應該怎樣對待別人。」這道理也對。但是我以為，這樣的事情令我們思考的還遠不只如何交友這些事。
我想到魯迅《華蓋集》裡《這個與那個》裡的一句話：「中國一向就……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魯迅後來在《答有恆先生》文中，又重提此語，可見對此現象極為痛心。說的是，一個人因為言行不為當世所容，被殺被害。於是世人皆曰可殺，說他罪有應得。沒有一個舊友敢前去吊他，哭他一場。當然「少有」不是沒有。比如杜甫就說過李白，「世人皆欲殺，我獨憐其才」。他這還是一句詩，遠在天涯。真到法場上去收屍，真地撫屍大哭的，或大喊其冤的，也不是沒有，少。多數人都是跟著罵。這其實是一個不好的社會風氣。至少這是不利於社會成員的獨立思考和表達——錯的也罷。
除此以外，我想，這種事情多是發生在舊友間社會地位變化之後。我讀李輝《風景已遠去》，文中記載夏衍與周揚的關係，是從夏衍口中說的。從三十年代在上海他們就是好朋友。當時他們都是小伙子，風華正茂，一起工作，一起跳舞玩笑。解放以後再見面，周揚是中宣部的副部長，於是他們之間沒有了友情。夏衍說：「他真正可以開玩笑的朋友也沒有。」夏衍如此論周揚。那麼別人怎麼論夏衍？徐遲《我悼念的人》寫到夏衍。他們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香港，在四十年代的桂林、重慶，接觸很多，交情很深。夏衍就很喜同徐遲開玩笑。徐遲記起他們在香港坐咖啡廳時的事，「他老是開我玩笑，說我長得像那個英國首相張伯倫。」在重慶，「他又給我換了個諢名說我的一身骨瘦如柴，很像一隻螳螂。說了幾次以後，我就用了一個「唐郎」來作為筆名了。」但是解放以後，夏衍是文化部副部長：「見面的機會也很多。較多的機會交談，而談話反而稀少了一些，就是許多話反而不大好說了。在一些會場上經常碰到，緊張感與歲月俱增，鬆弛感卻已不知去向了。」徐遲為此感到「淡淡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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