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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瑛
提起中國出版家張靜廬，恐出版界內知之者不多，更遑論普通讀者了。這真應了常說的一句話：出版人是寂寞的。
赫赫有名的出版家雖鳳毛麟角，但出版人殫精竭慮刊行的書刊，滋養著一批批讀者，在文化傳承與創新中，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有學人指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新聞、出版、大學教育，是與世界同步同軌的，因此，反瞻此時的中國出版業風雨兼程的軌跡，有助於我們以出版業為切入口，審視中國思想文化的旅途；而對出版家張靜廬其人其事的釐定，書業內外的風景，則奔來眼底，以至於阿英對他說：「要編纂一部比較詳盡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似乎不應該忘掉你。」
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知己
張靜廬的回憶錄《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為我們解讀其書業春秋，提供了最佳角度和最翔實的史料。張靜廬（1898—1969），浙江寧波人，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這個中國出版業的重鎮，演繹了從酒保到出版家的傳奇故事。這本書，記述了他1938年前在書業縱橫捭闔的經歷：與人聯袂創辦光華書局、現代書局、上海聯合書店，而1934年以20元起步的上海雜誌公司，則使他躍上事業之巔，刊行的《譯文》《作家》等，風行一時；他對書業同人的描摹，則使我們領略了中國書業，在文化與商務的糾纏、融合中，時而陷於泥淖，時而疾進的歷史場景；他力踐的雜誌「退改訂絕對自由」的舉措，更昭示了其文化襟抱……
「我是個『出版商』而不是『書商』 ……這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的分界線……以出版手段而達到賺錢的目的，和以出版為手段，而圖實現其信念與目標而獲得相當報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發的動機完全兩樣。」張靜廬的這段夫子之道，無疑是其逼真的自畫像。在「霧塞蒼天百卉殫」的日子，是對書的那份癡迷，使他對書、對讀者，傾注了濃郁的情感，在當局不斷的砍斫下，在同業的壓搾下，他以舉鼎的雄心，營造了書香人和的景觀，留下無可替代的文字，為尋覓路標的讀者，奉獻了精美的精神食糧。
懷揣文化地圖的出版家
顯然，張靜廬刊行的書刊，不僅傳佈了進步文化理念，還贏得了諸多作家的鼎力支持。卓有影響的《譯文》雜誌，在選擇書店時，魯迅先生力主與上海雜誌公司合作，其一句「不想佔誰的便宜」，是對張靜廬為人為事的最高褒獎。而他對讀者的厚愛與實實在在的引導，使上海雜誌公司在四年內竟有幾十萬訂戶，「雞群立鶴」，這也從側面說明，他在競爭並不溫柔的書業，是調和鼎鼐的高手。在風雲變幻的二三十年代，能以如此大的氣魄，撐起書業中的一片藍天，反證了阿英所言，當為允當之語。
抗戰爆發後，張靜廬任新出版業聯營書店總經理；新中國成立後，曾在中央出版總署、中華書局等任職。尤值一提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編輯了《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中國出版史料》等，共計250萬言，是研究中國出版業進程的最重要的資料。
歲月熔金，風氣播遷。張靜廬的甘苦親歷之談，雖豹斑鼎臠，但老一代出版人造就的職業高度與職業操守，是一筆不可小視的財富，以一個個景行景止的標桿，來丈量時下的出版人，不難發現其「胖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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