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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洪森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身處大眾文化崛起，時尚主導社會的時代。這樣的時代，社會生活普遍庸俗化、低俗化，人喪失自我，被「他者」所操縱和控制，人生的價值以及生命的意義被物慾淘空。對此，海德格爾深惡痛絕，在《存在與時間》裡作了嚴厲批判。
「上帝死了」的時代
人對現實極度失望或者絕望時，很容易陷入對強力和強權的渴望與幻想，這是宗教得以起源和發展的心理根源。
但是，海德格爾又處在一個「上帝死了」的時代。文藝復興以來對宗教的批判，理性主義和科學技術幾百年的發展，阻斷了不少人尤其是理性知識分子向宗教向上帝尋求精神慰藉的可能性。
生活在中世紀的人們，可以借助對彼岸世界的信仰與嚮往來平衡和忍耐此岸的失望與絕望。甚至，現世的痛苦與絕望，都可以被視為來世穩得回報的證明。然而，當歷史進入現代，我們不再相信彼岸。上帝都死了，耶穌怎能復活？於是，我們的生命，從為了在彼岸的復活而生，變成了「向死而生（海德格爾）」。
生命的新出路
向死而生，導致我們格外重視生命的現世和當下。於是，向死而生的生命，成為充滿時間焦慮感的生命。
喪失了彼岸的時間焦慮，是生命不堪承受之重。
為了擺脫這不堪承受的重負，生命必須找到新的出路。
這新的出路何在？
我們可以選擇虛無主義：人生無價值，生命無意義。只要我們選擇了虛無主義，我們就可以擺脫對時間的焦慮。如此，生命對於我們，只是盡可能及時享樂。
然而，虛無主義雖然幫助我們擺脫了時間焦慮感的重壓，卻也把我們拋入了生命的空虛和無聊之中。這就是福科所說的，上帝死了之後，人也死了。
理性科技抬頭
像海德格爾這樣蔑視大眾、提倡精英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選擇虛無主義的。
自詡為人類文化精英的人，怎麼可能認同生命無意義、人生無價值呢？
他們不僅不會認同虛無主義，為了蕩滌這庸俗化、低俗化的時代，他們更要堅守生命意義，確證人生價值。
上帝死了，對美好世界的期待並沒有隨之一起死亡。
理性主義、科技主義把上帝送上西天同時，大大加強了人對自身力量的信心。
於是，在一些知識分子看來，理想而美好的世界是可以理性地設計出來的。這理性設計出來的完美世界，是可以借助人自身的力量來構造完成的。
恨當耶穌的化身
還有甚麼能比實現這樣的理想更能體現生命的意義、確證人生的價值？
另一方面，上帝死了之後的生命緊迫感、時間焦慮感，加劇了他們在現世實現美好世界的迫切心情。他們渴望擁有一種無比強大、不可抵擋的力量來實現他們的理想。他們恨不得自己就是耶穌在現世復活的化身。
於是乎，馬克思設計了共產主義；於是乎，列寧發動了暴力革命；於是乎，魯迅嚮往蘇俄；於是乎，薩特歌頌斯大林；於是乎，海德格爾加入納粹。
說海德格爾晚年認錯懺悔了，這話只對了一半。他所懺悔和承認的只是把希特勒錯認成耶穌的化身了，他並沒有放棄依靠強力來改變世界的渴望。
不甘虛無 徘徊掙扎
人在絕望之際，渴望強力、強人出現是普遍的社會心理。中國底層的毛澤東崇拜，新左派渴望政府強大，都是這種社會心理的表現。
我可以提醒一句：具有這種心態的知識分子，像海德格爾那樣成為偉大哲學家的希望，是少之又少；像海德格爾那樣失足的可能性，卻是大之又大。
海德格爾失足我們看到了，那麼，我們生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
本人至今還是未能看清。仍然在生命的虛無與不甘虛無中，徘徊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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