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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庵簪花圖（局部） （明）陳洪綬
顧 農
《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李國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書名很有些吸引力，近日專門弄了一本來看；不料只看了一兩篇，就覺得不看許多事情固然不大明白，而看了以後竟然更加不明白了。
如本書第二篇講李斯與陸機之死，其中可疑之處非常多。這兩個人在死到臨頭時都忽然大發感慨，一個對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史記．李斯列傳》），一個說「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晉書．陸機傳》）—他們對自己一生的道路表示了徹頭徹尾的否定和無可奈何的痛惜，但一切都已經太晚了。熱中於從政的士人臨終時發此感慨，讀起來是很有興味的，其內涵本書也有很好的議論和發揮。但是李斯與陸機這兩人其實很不同，陸機其人尤為複雜，本書中的敘述和分析，好像離開事實甚遠。作者寫道—
他完全可以在華亭聽他的鶴唳，寫他的詩賦，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陽，來求甚麼發展，江東半壁江山，還不夠足下施展？……他以為他來到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必是萬人空巷，夾道歡迎的場面，只要他一張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為文臣，非卿即相，為武官，非帥即將。即使退一萬步，以他的文學聲望，按大司空張華的評論：「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大著作孫綽的評論：「陸文如排沙簡金，往往見寶」，由他來領銜文壇，銓衡士林，雌黃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職，權威，幾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第17頁）
陸機沒有做夢
這樣的估計，同陸機當時的實際處境相去極遠。例如孫綽乃是東晉時人，他事後的評論對陸機的實際處境不能產生任何作用，而且他那句話也不完全是好話，這裡大有批評陸機的文章中廢話比較多的意思。更大的問題是陸機成年以後他的吳國已被西晉所滅，所謂「江東半壁江山」已經不復存在，他本人已經淪為一個「亡國之餘」，此時此刻他要尋找出路其實相當不容易，要參與到新的政治局面裡去，重振家聲，用盡吃奶的力氣也未見得就能奏效。「不用吹灰之力」就能有「盛名，高位，要職，權威」，那只是本書作者的美好設想。
西晉的政局混亂不堪，武帝司馬炎死後，連續發生了兩次宮廷政變，先是輔國的外戚楊駿一夥人頭落地，後是賈后、賈謐、張華等一大批人死亡枕藉，於是趙王倫輔政，篡權，然後就是所謂「八王之亂」，鬥來鬥去，把國家完全鬥爛了。陸機後期主要追隨成都王司馬穎，但同時也同控制著傀儡皇帝的長沙王司馬乂方面保持秘密的聯繫，這種腳踏兩隻船的情形一旦敗露，很容易走上死路。當時孟超向成都王司馬穎告發陸機「將反」，又說陸機「持兩端，軍不速決」（《晉書．陸機傳》），雖說因泄私憤而發，但也並不完全是誣告，《晉書．長沙王傳》載，當司馬穎與河間王司馬乂合作共同對付長沙王司馬乂時，司馬乂曾寫信給司馬穎道：
……今卿復與太尉（司馬乂）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將，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卻行一丈。
致命傷：怎樣從政？
陸機是怎樣「私通國家」，怎樣與長沙王司馬乂方面秘密聯繫的？現在看不到直接的材料，但這是可能的。陸機分明知道，當今皇帝司馬衷雖然無能，但到底是國家的象徵，而他現在就在長沙王司馬乂手裡，自己公然與他們開戰，實在是冒著太大的風險，私下裡與對方通些消息未嘗不是留一手的妙計。《晉書》本傳關於陸機臨死的記載中最令人感到當有深意的是，當牽秀奉司馬穎密令來逮捕他的時候，他立刻預感到了自己的結局：
天明而（牽）秀兵至。（陸）機釋戎服，著白袷，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司馬）穎箋，詞甚淒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
牽秀之兵一到，陸機就知道自己將會受誅，如果他不是先有「私通國家」的前帳，他那種特別敏感的想法和「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的感慨就很難理解。所以，陸機之死並不是因為他從政，而在於他從政的動機、方式和內容。
本書對文人從政採取一概否定的態度很偏激。「能當一個好作家者，未必當得了一個好官；同樣，一個當得好官的人，也決成不了好作家。」（第17頁）前一半說的是「未必」，很有道理；而「同樣」後面講的卻是「決成不了」，這樣就不對稱，不「同樣」，在邏輯上不大站得住腳了。中國古代當過官的作家太多，其中頗有「當得好官的人」，憑甚麼就認定他們「決成不了好作家」？
語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本書不少議論所附之「皮」，好像是「不存」的，然則這些高論也就難以令人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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