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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堅守正道，真正追求學問、教導莘莘學子的大學教授，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 羅蘭蓉 攝
嚴 曉
眾所周知，香港的大學教師薪酬，是全世界最高的。這樣高的薪酬，照理說應當網羅到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成就全世界一流的學術成果。然而香港大學教學質量和學術研究的落後，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薪酬與學術水準之間這樣大的落差是怎樣造成的？前面我已提到過，這是其聘人體系和評估體系所造成的必然後果。由此形成了不健康的學術環境。
悠閒舒適 學研敵人
除了極其罕見的天才，絕大多數的精英人物，都是環境的產物，甚麼樣的環境造就甚麼樣的精英。近來內地學術界對內地學術腐敗和學術打假有很多討論，我注意到，有些學者在辯論中提出香港學者作模範，說你看人家香港學者就不怎麼搞學術造假。我看了不由得苦笑：是的，香港學者不怎麼造假，可是香港學者也不怎麼來真的。雅斯貝斯談及大學學術環境時說：「悠閒舒適的氣氛是我們的敵人。」相對於海外和內地激烈的學術競爭環境，我們這邊卻是歌舞昇平，一派太平景象。
不過，這裡的悠閒舒適是對學術競爭而言，並不等於不忙碌。事實上香港學者都忙得很，大致上是兩種極端的忙。一種是忙於上下左右周旋疏通關係的忙；一種是由於欠缺人際交流才能，只得在其他方面左衝右突、掙扎求存之忙。前一種跟學術根本挨不上邊，比如吃飯應酬，為上司服務，但往往事半功倍；後一種多少跟學術扯得上關係，比如參加學術研討會、各種講座、各種活動，但往往事倍功半。也由於種種牽制，摻入了雜質。
申請經費 耗時費神
第一種忙我下一篇文章再談，這裡且讓我們看看這第二種忙，以說明為何大家都寧可選擇第一種忙，以至寧肯犧牲作學術研究的時間和精力。現在我就舉那些忙正經事的人為例，以考察第二種忙。對大學教師而言，正經事自然是教學、著作、研究了，而這些正經事中之最正經者，首推拿到了一筆研究經費，作個項目之忙了。我們就來看看這種忙。
我想就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我曾先後拿到三筆研究經費，其中最多的一次金額近十萬元，是要作一個有關中文寫作教學的研究，歷時一年半。具諷剌意味的是，審批這份經費的委員會，似乎主要由不通中文更不慬中文寫作的洋人組成。所以我們之間作了無數個回合聾子與聾子式的對話之後，這筆資金總算被通過了。
我被告知，這筆資金的大部分可用來請一名研究助理，然後在一年半後交出一份有中英文兩個版本的研究報告，字數不限。那一年半我可真是累得要命。又要上課又要作問卷又要寫報告，還要跟研究助理溝通，填寫各種報表，可忙完了我為之四顧，之前的躊躇滿志頓時化作失落的苦笑：那從末作過任何項目、年年把自己博士論文斬件出售來填充其年報表的同事，早已一路綠燈扶搖直上；我這裡卻因人事關係上的種種失誤，雖是作了項目一年出了三本書又出席了上十次研討會和講座，申請甚麼都是紅燈擋路通不過，拿到份合約都危乎其危。兩相比較之下，孰得孰失，傻瓜也看得清楚。書當然不能不寫，那是跟自己鬥氣，但我發誓以後再也不搞項目了。
變相剽竊 名利雙收？
可當我跟一位從內地來給某大學某教授作研究助理的朋友訴苦時，沒得到她一點同情，反引來一頓數落。她說：「誰叫你一根筋死心眼，好事到你那裡都變成壞事。當初若是請我來當你的助理，你可以閒閒的名利雙收，拍馬屁作項目兩不誤。」
她現身說法，以她的實例教育我。原來她被聘作助理時，她老闆、即請她來港的教授，跟她說好了實行三包：包實驗、包問卷、包寫論文報告。報酬是月薪一萬多元—這種薪酬對當時月薪只有一千元左右的她簡直太優厚了。條件是成果不署她的名只署教授的名。三年之後，調研完成，她用這筆薪金在內地買樓作了業主，她老闆完成了研究又出了書，同時又有時間應付上司，還可以拿了研究資金到處開會公費旅遊，真是皆大歡喜。
可這不是變相剽竊嗎？就算他們雙方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畢竟不是作學問的正道。以這種方法，可能完成某個學術含量可疑的項目，卻絕對不能成就一流甚至二三流的學術成果。然而，在現行的學術體制下，作項目的這種方法已經是學界公開的秘密：它之所以暢行無阻，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科研項目的成果缺乏跟進。研究資金被批下來後，就只有會計部會來過問一下款項的運用及申報，寫出了甚麼論文？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或雖未達到，與預期效果相比有多大距離？完不成的原因何在？需不需要作後續研究？論文發表了沒有？在何刊物上發表？有何反響？都無人過問。我很懷疑我交上去的研究報告是否有人過目。至少沒發表過的英文那份，讀者可能除了我和我的合作者再沒第三個人。因為那研究其實只有繼續做下去才有價值，我們只不過完成了前期調查而己。如不繼續做下去那些前期工作就浪費了。這一點，只要看過報告者一定會察覺。可是從未有人對它提出任何問題和建議。過了兩年，連我自己都把它忘記了。
反思：
1、大學教員若忙於人事關係、舉辦項目活動之上，還有足夠精力放在教學、著作、研究之上嗎？
2、大學可以如何監管學術研究成果？以及防止教授與研究助理造假之事？
明天探討：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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