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郭萬青
中國古代文學中，杜鵑被認為是「天地間第一愁種子」。歷代詩人詞客，無不以杜鵑啼叫為引子，感懷離別、悲憫人生。王國維為近代國學大師，文學造詣與美學成就斐然，其文集中有《嘲杜鵑二首》，詩一云：「去國千年萬事非，蜀山回首夢依稀。自家慣作他鄉客，猶自朝朝勸客歸。」又云：「干卿何事苦依依，塵世由來愛別離。歲歲天涯啼血盡，不知催得幾人歸。」也表達了這種思緒，而且有了更新更深的一層意蘊在裡面。
杜鵑啼叫，古今同一，中外也不會有異。可人們卻給了同樣的叫聲不同的象徵意義。人對客觀事物的客觀認知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人們的主觀情感。之所以會使同樣事物有不同的象徵意義，關鍵的一點即是人把自己的主觀感受強自加到了該事物身上。起初，這種對事物的主觀感受和藝術認同是一個人或者極少數人的，後來由於這種認同的可接受性以及普遍認同性，就成為民族的了，再大而言之，這種民族的認同其實也就是不同文化體系之間差異性的具體體現。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杜鵑聲悲是因為望帝歸隱、蜀人懷思而適逢鵑啼，人們就把杜鵑的啼叫看做悲傷之音了。這樣的故事只是我們中國的，而外國沒有。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白居易會有「杜鵑啼血猿哀鳴」那樣哀婉淒絕的句子，而西方卻有《小杜鵑》那樣歡快的曲子。在這一點上，王國維的認識也是相當到位的，即經過「移情」之後，客觀事物在人的主觀感受裡發生了變化。
近代作家周瘦鵑由早年淒艷哀苦的寫作風格以「瘦鵑」為名，表現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認知和認同。老年之後，基於對西方文化的認知，從而體會到了客觀事物因人的主觀心理情態而產生不同感覺這一美學命題。而他的《杜鵑枝上杜鵑啼》一文恰恰體現了這種轉變。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