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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杏婉
荷里活名人影星與慈善團體掛鉤，借自己的名氣為團體籌款，工作包含一項社會目標，就如一定有經理人、有公關助手等一樣，已經成為明星包裝的必然配套。
現時荷里活愈來愈多名人著眼於更高的層次，就是向政府最高層埋手，推動法律改革，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
與總統晉餐
一般來說，政府在立法或改法之前多是聽取專家意見，不會花時間聽一些外行人的私人言論，但若然這個人雖非該行專業而是職業演員的話，情況卻有點不同。
遊說立法者最成功的藝能界名人，要數U2樂隊主音歌手Bono，10年來他積極遊說8大工業國政府高層，迫令各政府以實際行動處理世界貧窮問題。去年10月他跟美國總統布什共晉午餐達90分鐘，兩人談到解除貧窮國家負債、愛滋病、瘧疾及國際貿易等問題。
萬人迷里安納度狄卡比奧（Leonardo DiCaprio）一直高調支持環保，數年前也曾帶攝影隊進白宮，跟克林頓總統做了一個長達一小時的環保政策訪問，供非牟利公眾電視台播放。
能有機會「面聖」來爭取與他們正職無關的事項，就只有荷里活名氣界才做得到。
當然未必每人都會得美國總統接見，但愈來愈多明星可以在美國國會直接與全國立法議員對話。去年《筆姬別戀》女星莎瑪希雅（Salma Hayek）向國會司法事務部處理家庭暴力的委員會作證，陳述她在如何為一部電影揣摩角色時，對家庭暴力有深刻的了解。
影響國會決策
爵士樂手溫頓馬沙利斯（Wynton Marsalis）是新奧良人，去年於颶風卡特里娜蹂躪過後在國會經濟發展、公屋建設及緊急事故管理委員會上發言，促請政府盡速重建該市。
當哲度（Don Cheadle）主演《盧旺達大酒店》，該片講1994年盧旺達內戰一位酒店經理勇救難民的真人真事，而他被邀請參加美國國會一個5人勘察團，到蘇丹搜集該處難民的資料。
以前美國國家聆訊會只由政府官員、專業人士和學者發言，嚴肅之情可想而知，在與娛樂事業有關事項時才會傳召荷里活明星，例如1940年代末開始的非美國活動委員會，調查所謂共黨分子滲透荷里活的聆訊。
到1980年代社會才開始洞悉明星在國會的影響力。當年政府有意改例讓電視台可與製作公司分帳，這明顯對台前幕後工作人員不利，美國電影協會便出動多名響噹噹的大明星到首府華盛頓，他們包括華倫比堤（Warren Beatty）、查爾登希士頓（Charlton Heston）、卻德格拉斯（Kirk Douglas）等，與對手支持電視台的國會議員舉行答問時，高低立見，不少議員變成見到明星就腳軟的「fan屎」，改例當然不成，這條例到90年代始被通過。
聆訊會發光
不是每個明星都夠魅力推銷，2002年在一個採礦影響環境的聆訊會上，當傳召樂隊Backstreet Boys成員奇雲里察遜（Kevin Richardson）作證時，就有議員離席抗議，謂此君毫無有關背景，不願白花自己時間。
由具自身說法的影星當說客，則仍然行得通。《回到未來》演員米高霍士（Michael J. Fox）1991年30歲時被診斷患上柏金遜症，1999年他在國會陳述自己患病和醫療過程，果然打動立法者的心，催促國家健康研究所加速運用政府資源，研究和尋求更有效的柏金遜治療法。柏金遜基金亦指出，自那時起研究撥款作了10級跳，由當時每年2千5百萬美元激增至今年3億美元，全賴米高所賜。
當了38年美國電影協會總裁到前年退休的積華倫迪（Jack Valenti），認為明星在國會作證奏效的原因十分簡單，只因聆訊會十分沉悶，一般人低著頭快快讀完證供便急著走人，根本無法令人留下印象，演員本身的訓練加上明星光采，自然有奧斯卡級數的演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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