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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聲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李國濤
《胡適的聲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8）是一本胡適的演講集。在《報業的真精神》（1953年）裡，說到五四以前白話文運動的準備。也是老人憶舊了，說得輕鬆愉快，當年雖有一場惡戰，現在卻說是由「偶然性」引起的。原文云：「1915年，康奈爾大學中國留學生的男同學歡迎一位中國女同學，餐後泛舟遊凱約嘉湖。忽然天氣驟變，烏雲四布，大家急於回來，但船將靠岸，暴風雨已經發作，大家匆忙上岸，小船竟翻了，幸而沒有發生事情，不過大家的衣服都弄濕了。男同學中的任叔永先生事後寄了一首詩給我（我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題名『凱約嘉湖覆舟』。遊湖，遇雨，覆舟，寫詩，這些都是偶然發生的；我看了那首舊詩，也偶然地產生了一種感想……我覆了一封批評的信。這封信又偶然給哈佛大學守舊的梅光迪先生看見了，很生氣地罵我的批評是邪說。我為替自己的主張辯護，便到處搜集材料證據，來證明中國文學應該用活的語言文字，應該用白話……」於是，關於白話文的#爭論就開始，就理論化起來。胡適還說，已經辯論起來了，「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躲藏不了，只有辯到底。這就產生了胡適關於文學改良的奠基性大作《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雜誌1917年1月。於是胡適「暴得大名」，二十五歲，還沒回國，就成為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說得有趣：「偶然性」。當然可以這樣說。但是胡適在另一次演講裡說過，那幾年，在美國留學的同學間，關於這些問題，早有不斷的辯論，是在「宿舍與宿舍之間，大學與大學之間」。而國內早有使用白話的要求，則是更大範圍的必然基礎。無論如何，這種「偶然性」成就了胡適。不過，上引胡適的論述，在時間上似有誤。「遊湖覆舟」不是1915年的事，而是1916年。這有一系列史事可證。遊湖之事在1915年亦有，現在的《胡適日記》202頁就有記，且有照片。但是是另一碼事。
我在讀胡適書信和胡適日記時，又看到另一種偶然性。那就是胡適對《水經注》的研究。對胡適這樣的學者來說，什麼學術問題，他一插手，一年半載，三年兩載，必有大成績。《紅樓夢》考證，白話文學史，是好例。但是，想不到，1943年11月8日，他收到王重民先生一信，附一文，是關於《水經注》的考證文章稿。胡適那天與友人喝酒談天到半夜一點，然後讀稿，寫回信，寫到早晨六點半。現在，日記和書信均在。從那天以後，胡適就一下子迷上了《水經注》。據他在當天的日記裡說，「我生平不曾讀完《水經注》，但偶爾檢查而已。」現在，他要平反幾個冤案了。他的安徽老鄉戴震，以及大學者全祖望、趙一清，他們誰抄了誰，誰使用了誰的材料，他要弄清。但是這個工程太大，這是一團亂麻，一團亂七八糟的亂絲。他在以後的幾年裡，邊讀邊搜集材料。1943年11月11日的日記就記著「續得關於《水經注》的材料」，那麼在11月8日至11日之間，已經得到一些了。這以後，在美國，以及回國以後，在北京，在上海，他得到關於《水經注》材料之豐富，是驚人的，也許是世界上掌握材料最多的學者了。如要在此把有關書目引證下來，也是太繁雜的事。他花在校訂上的時間也真夠多。1947年2月18日日記：「寫一個《〈水經注〉本子簡目》，乃得六十種本子！」他借閱的還不算。1947年在上海，又購得一個明嘉靖本，日記記：「此是我收買《水經注》的最後一部。凡《水經注》的刻本，除宋元刻本外，我全收得了。」此後他還是不斷借閱，或到藏書家家裡去讀有關《水經注》資料。在內戰炮火聲中，讀，校，寫。1948年11月9日，記著：「我治《水經注》五年整了。」那天的日記只此一句。1948年12月4日，記著：「不想再做長了。不做校長時，我也決不做《哲學史》或《水經注》！至於能做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請注意，到1948年12月15日，他就飛離北京。其實以後他一直不斷研究《水經注》，寫大量論文。對別人來說，這也算不小成績，但對他來說，「其影響亦微不足道」，「遣興」而已。這兩句是唐德剛先生的評語，見《胡學前瞻》一文。胡適迷上《水經注》，二十年，有沒有「偶然性」？有。就是那天接到王重民那篇寫得並不好的論文，一下子陷進這個無底洞。當初他與王重民信上還說，預期花六七個月時間審清這個案件，結果耗了小半生。有必然性嗎？有。他卸去駐美大使一職，空落而貧窮，要有一個繼續滿足「考證癖」的事情幹。《水經注》正好合適。只是這次，費時多，成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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