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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歷史與空間》問題為：
1.佛教在唐朝興起的原因是什麼？
2.韓愈的「冒死進諫」和「謙卑謝恩」間有什麼矛盾？
3.文天祥是「民族英雄」還是阻礙國家統一的「罪人」？
1.答：史載東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土。至有唐一代，佛教流播已蔚然成風。究其原因，主要有四：其一，中華民族對宗教信仰的寬宏與容納，促成有別於西方和中東一元信仰的多元信仰觀，這是在儒學獨尊的地位確立後，並且唐朝極力推崇道教的背景下，佛教仍然實現興盛發展的深層原因。其二，佛教經過魏晉南北朝的適應與改造，至唐朝已日臻於本土化，「三教同源」的觀點十分盛行，一方面影響及於皇族、士大夫，如韓愈雖力言闢佛，其思想卻「以子思孟子為骨幹，實以釋老為枝葉」（參見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另一方面滲透至於民間底層，成為中國平民世俗信仰的一個組成部分，根基十分龐大。其三，唐朝統治者大多禮佛甚重，雖然高祖既崇道教，又有武宗滅佛、韓愈排佛，但終歸是短暫的反覆，太宗、武后、宣宗等均對佛教禮遇有加，贊助譯經、興建寺廟、大造佛像、敬迎佛骨等等，無不起著「上行下效」的示範作用，帶動廣泛的佛教信仰浪潮，不僅文士如王維等極信奉佛教，而且民間更是燒香唸經不止。其四，盛唐氣象表現在宗教上不僅是佛教的興盛，而且其他外來宗教也贏得一席之地，如景教、回教等等，唐朝的開放與風度造就了文化的繁榮，這是此前任何朝代所難以企及的，所以佛教在唐朝興起也只是適逢其時。
2.答：中國古代士大夫以儒家學說為言行準則，以修齊治平為最高抱負，一生所為無非只在君臣之義的圈子裡打轉，韓愈所為，亦無外乎此。「冒死進諫」是維護儒家正統、實現治國理想、替君王籌謀的體現，「謙卑謝恩」也是踐行儒家教義、遵從君為臣綱的體現。我們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君觀念在古代已內化成為士大夫的心理定勢，君王下令革職、流放，甚至砍頭，做臣子的猶得「謝主隆恩」，不管心裡服不服，表面文章總要做足，以免落個逆臣的罵名。韓愈冒死進諫，憲宗只將其貶至潮州，可謂命大矣，若不謙卑謝恩，而一味以死相諫，則不僅自己難受，於憲宗的面子上也過不去啊。這一進一退之間，正體現了古代君臣的相處之道。臣子總要以保全君王的面子、體現君王的隆恩為重，必要時候當然得死諫，卻總不會獨得美名。因此，中國古代多有死諫之臣，卻難得獨立人格的士大夫。具體到韓愈，闢佛亦有沽名釣譽之嫌，本不作冒死的打算，憲宗動怒完全出其意料之外，故被貶潮州也是一路怨艾，「謙卑謝恩」既是落實慣例，又何嘗不是慶幸的心聲呢？
3.答：文天祥歷任南宋刑部郎官，德祐元年（1275年）聞元兵南下，在贛州組織義軍，保衛臨安（今浙江杭州），次年任右丞相，被派往元軍營中談判，反遭扣留。後於鎮江，得人民援助脫險，流亡至通州（今江蘇南通），由海路南下至福建與張世傑、陸秀夫等堅持抗元。端宗景元二年（1277年）進兵江西，收復州縣多處，後為元重兵所敗，退入廣東，堅持抵抗。次年在五坡嶺（廣東海豐）被俘，拒絕投降，被押送大都（今北京），書《過零丁洋》詩以明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清」傳為千古名句，後迭經威脅利誘，始終不屈。至元十九年（1283年1月9日）被害。遺作《正氣歌》尤為後世敬仰傳誦。
如此一心為國，忠貞不移，視死如歸的人，在宋朝百姓心目中，當然是民族英雄！對元朝來說，也談不上是阻礙國家統一的「罪人」，因為他不是蒙古元朝的大臣！非但如此，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心目中，也讚歎他的浩然氣節，視為英雄人物！就如清朝康熙皇帝詔書稱鄭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亂臣賊子」，還御筆題撰輓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局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表達讚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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