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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德華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導師
女藝人梁洛施在電影《伊莎貝拉》DVD特輯專訪中曾經有過以下一番說話：「我覺得完整的家庭係好緊要，好重要，所以由細到大，我自己認為我好缺乏父愛……我心目中的好爸爸應該要愛錫家庭，要成日黐住屋企。我要一個好顧家，超級顧家的爸爸，成日陪住我，但又要有事業心……最緊要係愛錫我、我媽咪和我家姐。」這些道盡了現代年青人心中對父親的期望。
本地經典流行歌曲《空婣》更早地道出父子之間微妙的感情：「一張丟空了無人坐的婣，仍令我再不禁地行近，曾在遠遠的以前，這婣子的父親仿似巨人……獨望這空婣願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獨望著空婣心難過，為何想講的，從前不說清楚？曾懶說半句我愛他……」
作家區祥江便藉著「空婣」這意象指出：「父親去世留下來的空虛……亦可以用來描寫『父親不在家』的現象。在家庭中，父親本來佔一席位，何以他卻無暇坐上去，不單留下一張空婣，也在兒子的內心，留下一份空虛。」
不過，對父親的想像形態，真的是這麼的渴望嗎？作家林奕華筆下的香港父親，可能讓你釋出一口悶氣：「沖完涼，赤條條入房拿內衣褲；星期日一定飲茶；飲茶之際只是看報紙；點心之中，照例必叫叉燒包，但又不一定次次都吃；拿我的襪子穿；半夜一個人坐在客廳裡……叫別人做事要立刻做，絕不能拖……喜歡彈阿媽的烹飪技巧；鍾意問細佬有冇女朋友……愛留在家裡，亦想全家人都不要出去……講電話句句拖住粗口……將煙灰缸放在床上，然後自己睡著了，不過一支未抽完的煙仍在燒……對我講最多的一句話：『點呀？夠唔夠錢使呀？』……鬧人，同一句說話總要說上幾十次；鬧一個，乘機鬧埋第二個。」
那麼，父親角色在香港家庭結構中有何重要性？區祥江在其新書《父親，卓越成就》指出，在美國所出現的「父親運動」有三大核心信念：
（一）肯承擔及負責任的父親角色，是男性應該追求的理想；
（二）父親有別於母親，他獨特的貢獻是重要的；
（三）父親與子女的連繫，對子女健康成長最為重要。
因此，「父親運動」旨在「更多父親參與，從家中缺席（absence）改善到存在（presecnce），以致子女能健康成長。」
外怕失業 內憂子女
香港明愛男士成長中心在2004年2月所進行的「享受父職的權利」研究發現，超過半數受訪父親認為「工作壓力大／工作時間長」（58％）令他們不能享受做父親的樂趣。當時報告所提出的三點改善建議，至今仍未有執行：
（一）推行父親產假，讓男士們與初生嬰兒建立親密感，從而更投入培育子女的工作；
（二）機構正面鼓勵男士參與子女的照顧工作；
（三）社會上設置較多公眾設施，以方便男士照顧嬰兒。
早在1990年2月，香港小童群益會所作的研究報告—「香港父親在家事上的參與」—得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父親在管教方面不擔當協助者的角色。他們在子女的學業和起居生活兩方面的參與均很低。
（二）父親普遍很少協助家務，他們在這方面的參與較管教子女方面尤低。
（三）父親普遍認為管教子女的工作應由夫婦共同分擔。
（四）父親表示自己在管教子女的能力屬「平平」或「幾好」。
（五）父親普遍重視自己的家庭生活。絕大部分表示家庭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但是他們卻不希望家庭生活會影響到工作。
報告最後指出，較有能力和信心的父親會較多參與管教子女；工作時間的長短是影響父親參與管教子女的另一要素；家庭分工和父母雙方和親戚的性別角色觀念，主要與家庭和網絡成員的主觀因素有關。
根據統計署的數字，1990年時家庭住戶平均人數為3.5，自置居所住戶在家庭住戶總數目所佔的比例為42.6個百分比。但在今年3月時，家庭住戶平均人數已下降至3.1，而自置居所住戶在家庭佔總數比例則升至53.5個百分比。
箇中的變化可以與民建聯年度的「父親的角色」調查報告互為參考。2003年6月，受到SARS肆虐時的受訪父親，有三成半（36.3%）表示最擔心「失業」；半數（51.4%）認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是「管教子女」；有三成半（37.5%）在家中最怕得罪「子女」。
2004年的調查指出，五成半（53%）父親表示自己最大責任是「搵錢養家」，只有二成半（22.7%）表示「管教子女」；五成半（54.1%）表示在家中最怕得罪「太太」，只有二成半（20.5%）表示最怕得罪「子女」。去年的調查結果為：五成（51.3%）被訪者表示一名好父親最重要的做法是「對家庭負責任」；但只有一成（10.2%）表示「有學識去教導子女」；有近四成（38.6%）表示最擔心「管教子女」，而有五成半希望與子女建立「朋友」關係。
以上結果可以推斷為，隨著本港家庭住戶平均人數不斷下降，父親相對來說對子女的關注加強。此外，隨著本港自置居所住戶的比例上升，可以理解為身為父親對於「失業」、「搵錢養家」，和「對家庭負責」的具體憂慮和實踐。
電影中的父親皆難當
港產電影《神經俠侶》以父親受壓而塑造了兩個悲劇形象的父親—患上精神病的吳鎮宇和因偷超市奶粉而最後走上自殺一途。《怪物》一片中的中產階級父親（由方中信飾演），藉由警探林雪的問話，使我們得知其客觀經濟條件上的責任和壓力（方中信在戲中剛用了首期置業款項購入了一所價值400多萬的樓宇）。片中飾演方中信的太太舒淇亦因與家姑（不同住但常有電話往來）不和而令丈夫兼父親的方受壓。
爾冬陞導演的《忘不了》刻畫了三個不同時代的父親：傳統威權而不外顯對子女關愛的秦沛、中年失婚的爛賭小巴司機父親劉青雲和年青早逝的單親父親古天樂。
有趣的是，最後的結局為三個不同血緣（劉青雲、原島大地和張柏芝）的人合組一個新家庭，而其倫理地位則為代表傳統父權的秦沛所接受。遺憾的是，電影對單親爸爸所反映的社會問題探討未深。
單親爸爸缺支援
研究香港單親父親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可借鏡於陳錦華和余鳳英兩位學者，在2005年2月發表的作品「憶別角色的再思：單親爸爸研究報告」——理解一二。他們採取實質性立法（Qualitative Approach），在2004年6月至9月對10位單親爸爸進行訪談和發問。
分析得出以下結果：「單親爸爸面對的問題源自兩方面：第一，社會政策及社會服務支援不足，第二，傳統男性觀念與照顧者角色之間的衝突，社會制度的問題包括綜援制度對單親爸爸不但沒有足夠協助，且增加壓力；就業政策未能保障低收入人士；以及社會服務忽視單親家庭的需要。而傳統男性觀念包括性別分立，相信男主外女主內是最理想的；對家庭的迷思認為雙親家庭才完整，一定比單親家庭好；傾向以家長式照顧子女；以及對婚姻關係的觀念著重工具性等所引起的矛盾，均對單親爸爸作為照顧者造成不少障礙。」
「老母少父」的新衝擊
此外，隨著香港初婚年齡的上升（由2000年男性為30歲和女性的27歲升至2005年的男方為31歲和女方的28歲），父母和子女的年齡差額會再因夫婦推遲生育年限而引起變化。因此，老父少子的現象將會愈來愈普遍。
著名影評人馮若芷曾寫下「老父少女」的自身問題：「我父親今年80歲，我出生的時候他42歲。我用了38年的時間，只想追上我們相距的42年，讓我有機會與他共度他的青春時光。但他從來都不肯等我，一天都不肯。他永遠比我大42年，而且一天一天邁向80歲。我只想見到他擺脫家庭擺脫妻女在外面跑，但他偏偏就是乖乖的坐在家，就這樣，我永遠無法看到他跑或與他一同跑；我終於明白，原來我從來都不認識我所愛的父親，因為那個父親，在我出生的一天已消失了。我所愛的，是42歲之前的他，沒有家庭，沒有我。嚴格來說，是我的出生殺了我所愛的人。所以我一直珍惜的，是父親風範背後的少年光輝想像。」
諷刺的是，今年4月統計月刊的數字顯示，愈來愈多男子與比自己年長的女性結婚，妻子比丈夫年長的比例由1981年的12.5%，升至2005年的17.5%，即24年來增加5個百分點。過去每100對夫婦只有13對「女大過男」，現時每100對夫婦就有18對。
姑勿論姊弟戀是否恆久，但是不可不提的是，「老妻少夫」結合下將出現「老母少父」的新家庭結構，其對未來夫婦在家事分工、家權分配、子女管教等不同方面都必然會帶來新一輪的衝擊。
香港父親的角色和身份轉變，有其本土化的特色成份。區祥江曾引述神學家David P. Gushee有關父親道德責任的四個層次分野：
（一）存在、不缺席（presence）；
（二）不帶來傷害（doing no harm）；
（三）對兒女作有益的事（doing good）；
（四）有視野（vision）。
作為兒女典範的父親在21世紀中，容或有社會角色和身份的轉變，以及對此轉變具備必需的心理期望，學懂「裝備自己」，「為父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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