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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海
竊以為，這個議題似乎可以分兩方面來看：
其一，既然儒家的「仁」是「仁者愛人」，要通過克己復禮來實現，要求社會成員通過道德修養提高思想境界，融個體於群體之中，個體的慾望與價值以群體的慾望與價值為轉移。這便使人注重道德價值，注重整體利益，增進人與人之間相互友愛協調，造就了以他人為重、以集體為懷的高尚情趣。從歷史上看，正是這重群體的心理，強化了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促進了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感，愛國主義思想得以生根。同時在「仁」觀念長期熏陶教育下，人民謙讓而好「禮」，《禮記．曲禮上》說：「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紛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由於「禮」是多層人際關係、多種行為的規範，為我國贏來了「禮儀之邦」的美譽，提供的禮儀文明在今日世界仍不失其價值。這種儒教培育出來的謙恭忍讓精神，也是階級矛盾深重的人治封建社會，統治者對人民略作讓步，民間社會就能基本保持融和太平的根本原因。
其二，當然，儒學畢竟是人治社會的產物，與今天的法治觀念不能說沒有衝突和矛盾，儒家是古代小農社會所產生的意識形態，雖然包含豐富的有永恆價值的禮、義、廉、恥等仁愛的道德觀念，但也有不少講究尊卑等級、限制個性自由發展、提倡愚忠愚孝等偏於保守的思想觀念，所以不加改造的儒家思想是難以適應社會現代化的。尤其是「禮治」沒有「法治」的配合與協調，容易走向個人專制，容易以「禮」代「法」，以「人治」代「法治」。西方的法治社會，好處是用法律調適社會，行事皆有章法可循，能夠防止個人專斷現象，使社會運轉有序。但是法治社會一般缺乏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和友誼，人際關係顯得冷酷寡情，與儒家「仁者愛人」的溫馨追求有天壤之別。
儒家傳統缺乏對法律的重視，但並不等於完全不考慮法律，只是它把法律當成是最後的制裁手段。換句說，只有在無法使用協調的方式處理人際關係時，才訴諸法律的方式。我們完全可以，並且應該讓儒家理念與法治共濟，這就是「禮治」與「法治」的互補與結合，既繼承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及「仁者愛人」等等，許多對協調人際關係，構建和諧社會環境，依然還有十分積極而重大的現實意義的核心價值和傳統觀念，賦予德治教化的儒家理念以新內涵。同時，也在繼承改造這些傳統的基礎上，重視吸收現代社會的法治觀念，取長補短，繼承儒家傳統又突破和超越儒學傳統，為人類文明的昇華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我想，這就是我們將要努力復興和建設的新文化內容之一。 （讀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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