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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子
關於儒學中「仁」與「人情」的命題，上期《歷史與空間》欄目裡，王志先生的文章提到：問題是人情要如何去講？就孔子以來的儒家看，其講人情，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把人情運行在道德的軌道上。
人情，正如王先生文中所言，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而人情中最普遍的，恐怕是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心和同情心了，所謂「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亦說：「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為了說明不忍之心是人天生而具有的，還舉了個實例來證明自己的理論：「所謂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救落井幼兒，不為其他，只是出於驚駭恐懼中的惻隱之心。
仁義的對象是人，但是，仁義善良也得看怎麼講，並不是對何人都可以講人情、同情和善心。行善不妥反受其害的故事，在我們中國古代的寓言故事中有不少，比如：凍僵了的蛇，在救護人的懷裡溫暖恢復生機以後，反過來把救牠的人咬傷……東山狼獲救從布袋裡爬出來，便要吃掉救牠的東郭先生……等等，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
韓非曾批評過周文王，不管對象和情況亂講仁義。據說周文王曾請求以洛西和赤壤的千里之地獻給紂王，條件是紂王廢除炮烙之刑，結果大得人心。孔子對周文王此舉十分讚賞，認為請求廢除炮烙之刑是仁，以千里之地換取天下之心是智。但，韓非卻有相反的看法，認為周文王非常不智。因為紂王之所以憎恨文王，就是他太得人心。而文王不知趣地再以請求廢除炮烙之刑來收買人心，就更會引起紂王的疑心和反感。可以這樣講，文王之所以逃脫不了被囚羑里的命運，正是他不懂得紂王已不想讓他再行仁義了。
講人情，行仁義最不考慮對象、情境等條件的，歷史上最著名的莫過於宋襄公了。春秋時，宋襄公爭霸中原，有一次，他和楚成王在泓水大戰，宋軍處弱勢，但已列好陣勢掌握了主動權；楚軍雖兵強馬壯，卻因兵馬未渡河而處於被動。宋襄公之弟目夷建議，趁楚軍渡河過半首尾不能相顧之際趕快發動進攻，宋襄公不採納，說是：「仁義之師不趁人之危」。楚軍剛渡過河還沒有擺好陣勢時，目夷又提議即發動進攻，宋襄公還是不同意。直到楚軍擺好了陣勢，宋襄公才下令進攻。結果卻寡不敵眾，大敗而回，他本人也因此受了傷。回國後，舉國上下都埋怨宋襄公，而他卻還振振有詞說道：「我寧願大敗都不要壞了我仁義之師的名聲」。你說，這種愚不可及的「仁義」有何可取？不顧場合，不分對象，不識好歹，不計利害地侈談「仁義」，其效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因此，古人認為，「仁」必須與「智」結合，才能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仁」不僅僅是寬厚、同情，有時還必須明是非，辨善惡、講智慧。用孟子的話來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義、禮、智「四端」皆備，照孟子的話說：「人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這該是古之完人標準了，可見，講人情、重仁義也應從幾個方面去講去做才算是妥善吧。 （讀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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