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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漢學緣之一
■陳 玨（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今年二月底，我在南半球的夏末，從電郵中驚悉在當月的二十四日，漢學大師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因急病在劍橋辭世，不勝震悼。杜希德又譯崔瑞德，歷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漢學講座教授。他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執英美的唐史研究和中國的通史研究之牛耳，為漢學界所公認，而其領導漢學的研究潮流之傑出貢獻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為與已故哈佛的近、現代中國研究鼻祖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珠聯璧合，共同主編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尚未出齊）；第二為在二次大戰後使歐洲與《通報》（T'oung Pao）比肩的漢學名刊《泰東》（Asia Major）復刊，並親任主編，直到二十世紀末；第三為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主編《劍橋中華文史叢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已出版約五十種專著，刊頭題字者不是別人，正乃是已故耶魯漢學巨擘傅漢思（Hans Frankel）夫人、海外名書法家張充和（亦即香港名報人兼鑒賞家董橋對其文人書法推崇備至的「充老」）先生。杜師慧眼識英雄，廣結善緣，通過這一套世界級學術叢書，識拔和培養過分佈在歐、美、澳、亞各洲的一、兩代年輕的學人，後來不少都成為出類拔萃的漢學家，外國人中不乏麥大維（David MacMullen，現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和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漢學教授、中澳建交後首任駐華大使）這樣響噹噹的名字，而華人中則包括如今名聞遐邇的黃仁宇（黃氏在其身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對此有詳細記錄）和王汎森（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和台灣中央研究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等在內的第一流人物。杜師的輝煌的學術生涯，起於劍橋，終於劍橋（他榮休之後，離開美國，隱居劍橋），而中間普林斯頓度過的全盛時期，則努力將劍橋漢學匯通於美國的主流學界，其溝通英、美漢學研究的功德，當世無能出其右，如今緬懷，即使稱之為「杜劍橋」，亦當之無愧。
由於杜師生前十分清高，十分低調，他的三大貢獻，在中文世界，除了《劍橋中國史》外，鮮為人知。尤其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來龍去脈，國內至今仍深閨少人識。我在杜師的晚年，受命協助他籌備出版該叢刊中文版，從學術史的整理角度，多有收穫。如今國內國學熱和漢學熱風起雲湧，去年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由人大創辦的國學院之粉墨登場，固已為讀者所耳熟能詳，而今年由地處海濱的福州大學始作俑之第一家國際化漢學院，據可靠消息，已呼之欲出，手筆很大。在地無分南北的國學和漢學兩熱中，我感到不妨持「真品作借鑒」的態度，平常心對待。《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無疑屬真品，故敢借香港《文匯報》一角，與讀者分享。
劍橋的漢學，有與外交相結合的傳統，其第一任漢學教授威妥瑪（即威妥瑪音標創始人，曾國藩書信中之「島夷威酋」），就做過晚清的駐華公使。二十年前，記得楚辭研究家蕭兵兄訪問了普林斯頓後，曾詫異地說，普林斯頓的教授怎麼個個的衣著都像是外交部長似的。我從《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挑出介紹的第一本書《張載的思想》，著者葛艾儒（Ira Kasoff）就是普林斯頓的博士，後來成為職業的外交家，有一段傳奇式的經歷，回應了上述的兩大傳統。眾所周知，在宋明理學研究中，張載哲學的難度最大，歧義最多，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但是，也許很少人知道，在國內出版第一部張載研究的專著的1982年，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在普林斯頓問世了一部重要的博士論文，研究十一世紀的思想史大氣候，張載的天、地、人觀念，聖人觀，以及張載與二程的關係等。該博士論文由美國漢學界研究思想史的大師之一、普林斯頓的漢學鼻祖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指導，而著者葛艾儒並曾在70年代末期遠涉重洋到北京，以一年時間，親炙張岱年，有每週定期的討論張載之二人雅聚，成果即這部《張載的思想》，其問世與國內姜國柱《張載的哲學思想》的出版，見證了80年代初在中外學術的交流尚十分隔膜的階段，中、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張載的思想的一段佳話，正因其鮮為人知，更彌足珍貴。《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一般不出版普林斯頓的博士的著作，為免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嫌，而杜師對此書竟網開一面，其學術價值和在當時的前沿意義，可見一斑。
二十二年過去了，葛艾儒棄儒從政從商，現官拜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首席商務領事，以職業外交家的身份出現，其一舉一動，為媒體關注。他的太太艾秋興（Ellen Eliasoph）也並非等閒之輩，當年作為中美首批交換留學生，負笈北大，如今乃時代華納的中國區總裁，在以上海為大本營的中國娛樂界大展拳腳，風頭之健，甚至超過了她先生。
物換星移，牟復禮和杜希德先生已先後在去年和今年二月遽歸道山。今天的葛艾儒，想來是當年指導和識拔過他的二位先生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儘管其「不務正業」，嚴格看來，其人至今仍不失為國際間的為數不多的張載的研究者之一，而這部外交官筆下的思想史，居然仍然有重新用中文出版的價值，則足證杜師當年的知人洞見，有運籌帷幄、決勝於二十年之外的長算。謹以此小小傳奇，開始「劍橋漢學緣」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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