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潤凱
近期，由國學網、百度網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聯合主辦的「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投票評選活動在網絡上展開，並已通過百萬網友的投票評選出十位國學大師。他們依次是王國維、錢鍾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儘管此次網絡評選活動頗受爭議，但是評選結果仍然很具代表性，切勿一筆抹殺。從評選出來的十位大師的人生閱歷與學術生涯來看，他們均不可避免地遊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或者主動、被動地進入政治圈子，或者積極、消極地遊離於政治之外。閱大師沉浮，唯感慨萬千。
一九一七年，留學美國的胡適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一紙聘書催促歸國，就任北大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這一年，胡適二十六歲，力言《新青年》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只做「文化的革命」。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他傾心傾力於學術，由此還與陳獨秀介入時政的辦刊理念產生抵牾。然而，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胡適天生有一種濟國救世的政治訴求，此後就不由自主地滑入政治的泥潭，終身難以祛魅。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適聯名蔡元培、王寵惠等十五位專家學者在《努力週報》發表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宣言，呼籲「好人政府」的出台。此舉打破了他「免談時政」的理想與承諾，在學術之外，胡適再也繞不開政治主旨。
一九二九年，胡適陸續在《新月》月刊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與羅隆基、梁實秋等新月派同人發起一場批評南京國民政府的人權運動。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國難當頭，胡適更為國事積極奔走，參加蔣介石廬山談話會，受聘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出任駐美全權大使，諸多政治事務纏身，成為其學術生命之外的另一主旋律。就任駐美大使伊始，胡適亦唯有自我安慰一番：「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向前。」
一九四八年三月底，行憲國大召開，蔣介石放言願意推薦胡適競選總統，自己甘居行政院長。胡適為此猶豫不已，最後終於接受下來。兩天後才知是蔣介石的表演和作態。胡適終感如釋重負，然而此事亦是他一生政治情懷的縮影。
早在一九二七年，胡適的學生顧頡剛就曾奉勸老師：「我希望先生的事業完全放在學術方面發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斷了吧。」胡適不以為然。其疲於政治奔波與呼籲，竟使一生最重要的兩部著述《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均只完成了上卷，曾為學界戲呼為「上卷先生」。
桂系首領李宗仁說胡適「愛惜羽毛」，此話甚是。胡適孜孜以求無黨無偏之身，以保持獨立之人格，避免成為「政府的尾巴」。這也是胡適參與政治的底線。相反地，陳寅恪同樣恪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這卻成為他畢生苦苦遊離於政治之外的追求。
一九二七年王國維自沉昆明湖，一時關於王「殉清」的傳言甚囂塵上。而陳寅恪層層剝去政治的外衣，力持「殉文化」說，撰銘指出：「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中盡見陳寅恪遠避政治喧囂、獨擔學術深義的理想與抱負。至其晚年戲言「著書唯剩頌紅妝」，花了大部分心血撰寫《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也是為了踐履獨立與自由的內蘊。
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執行「搶救學人」計劃。傅斯年屢促陳寅恪赴台，陳寅恪不就，而是選擇廣州作為最後的庇護所。陳寅恪既不北上，也不赴台，充分表現了他極力遠離國共兩黨政治是非之地的苦衷，祈望堅守嶺南一方難得的學術淨土。
一九五三年，中國科學院決定增設兩個歷史研究所，並擬任命陳寅恪為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特派人赴穗勸駕北上。陳寅恪非常不合時宜地提出兩項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且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澤東）或劉公（少奇）開一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在《對科學院的答覆》一文中，陳寅恪再次申明：「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要知道，那可是馬列主義改造知識分子的特殊年代，而陳寅恪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態度竟使得他有如此勇氣與傲氣作出「無法無天」的答覆。
胡適與陳寅恪，一個一直主動或被動地捲入政治深潭，一個終生積極或消極地遊離於政治境遇之外。兩位大師對學術與政治的態度有所不同，但其治學精神均不失為後世楷模。卞之琳有一首短詩寫道：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若以此比附治學精神，則胡適有如那橋上看風景人，置身其中，觀山照水，心與境同，其參政與政只在感懷時弊，匡救天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堪稱「啟蒙巨匠」；陳寅恪有如那樓上看風景人，置身其外，縱芒刺在背，亦巋然不動，其遊離政治，在馬列主義的萬紫千紅中，只重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只求於心房安置寧靜書桌一張，確實貴為百年學統的靈魂所繫。
大師在前，燭照千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