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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海
中國文化把道、儒兩家哲學的涵義——一個代表積極的人生觀，一個代表消極的人生觀——巧妙地結合起來，融成一體，並因此成就了中國人性格的兩面性。中國人天生是善於和稀泥的民族，我們有本領把矛盾的事物中和甚至轉化為相輔相成的積極因素。我們天賦就具有一半儒家精神，一半道家主義。道家的瀟灑放浪不羈，千百年來一直蘊含在我們每一首詩歌、每一幅山水畫裡，傳統上的隱士、瘋道、癲僧，成為中國士大夫崇尚的性格和精神象徵，充滿一種浪漫的宗教色彩和詩意的幻想境界。難得胡塗，成了做人處世的最高準則。表面看來以上種種頗有一種玩世不恭的人生態度，實則蘊涵著道教文化的最高智慧。然則，另一方面，大多數中國人仍積極入世，依然過著熙來攘往，為名利營營役役的日子，儒士們也只有在未得志或官場失意以後，才去潛居歸隱。在我們文化中，這兩種哲學有互通性，對立不是絕對的，在這兩種極端裡，還有許多中間的理論。而這種中間理論之大成者，則當以中庸之道為最。
中庸思想認為，人生在世必須講究溫柔敦厚，不要尖刻偏鋒，行事不偏不倚，如何在理想與現實間，取求調和，在「動」、「靜」間達到和諧均衡，進而使自己成為健康、快樂、正常的人。許多事理，端的存乎一念之間，如果自己懂得惜福感恩，善自掌握，取捨間能達觀隨緣，則善莫大焉。
中庸之道浸淫中國文化二千多年，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情趣，乃至風俗民情等，無不深受影響。
在中國人看來，花看半開最富情趣；酒飲微醉最有意味；甚至看女人，也要霧裡觀花，若隱若現方為美，一覽無餘，那便是淺薄而俗不可耐了。能領會女人的嫵媚而不流於粗鄙；能愛好人生而不過度沉迷俗務；能察覺塵世的成敗空虛而不作無謂的悲傷噓嘆，能超脫人生境地而不仇視人生的貧富。凡事都要恰到好處，適可而止，且要留一點餘味，處處事事盡皆介乎動作和靜止之間；介乎出世和入世之間，就連文藝創作，最高境界也是介乎「有我」和「無我」之間……不要過分刻意去改變外在環境，也不要過分壓抑自己，半盡人事，半由天命，一切都如孔子說的：「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慾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因此，人生在世最理想的狀態是凡事過半即可，即是：窮，不至窮到三餐不繼；富，亦不至富到不勞而食。書也讀讀，但不必盡求甚解；文也寫寫，不求篇篇佳作。總之，平凡最難得，中半即為福。
中庸之道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作稽中德」、「允執其中」，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叩其兩端而執其中」，但問題在於對這個「中」的度量很不好把握。孔子是反對過分拘泥的，《論語．子罕》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說，孔子堅決杜絕四種極端的行為，即過分的臆斷與固執己見之類。而且孔子認為對「中」的把握，可以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將此稱作「君子而時中」。道德一旦從形而上之境界變成實用主義之後，就起碼使其價值變得庸俗與弱化而大打折扣。孔子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屢屢將中庸之道與油滑混世的「鄉願」（好好先生）區別開來，「子曰：鄉願，德之賊也」。孔子雖然力圖劃清「中庸」與「鄉願」之界限，但是「中庸」的隨時而動，與「鄉願」的見風使舵實質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底線都是模糊。
《世說新語》裡有一故事，說是郭林宗與子許、文生同到集市上去，文生見什麼買什麼，子許則什麼都不買。有人因此問郭林宗，子許和文生哪個更賢？郭林宗答得巧妙，說：「子許少慾，文生多情。」
唐代李林甫曾請教大覺禪師：「肉當食耶？不當食耶？」大覺禪師眼皮一抬，笑咪咪答道：「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又有人問元圭大師，倘見有人殺生：「救抑是不救？」元奎大師更答得妙不可言：「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何其高明滑頭，是或否、對抑錯、好還是不好，往往模棱兩可，含糊不清。這種聰明哲學帶到官場自然是明哲保身，受用無窮。例如明太祖殺人，太子救人，太祖問袁凱：「朕與太子孰是孰非？」袁凱眉頭都不皺一下，朗聲答道：「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果真是天衣無縫，滴水不漏！中國人說話的玲瓏、圓滑以至任何時候都可以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實在是到了爐火純青，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說起來其根由便是源自中庸之道。
綜觀今古，中庸之道好的一面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執行，就算深得儒、釋、道三教學養的士大夫們，也多半是只學得一如上述故事中的圓滑聰明，少有真正領會其精髓而努力實踐的。古尚如此，今更不必說，我們現實社會中那些一夜暴富的人，有幾個人能具「惠而不費」這樣的美德？貪贓枉法者的慾望永遠不會滿足，又哪會有「慾而不貪」的？對於「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今天社會就更是百中無一，我們看到的更多是那些得志小人的嘴臉，裝腔作勢、外強中乾政客的猖狂。難怪當年孔子曾經慨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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