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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書展，上海辭書出版社推出一本《遐邇貫珍》影印本。《遐邇貫珍》是十九世紀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月刊雜誌。
藍 海
香港新聞聯最近召開成立十周年紀念大會，會議的一些內容頗使筆者感觸。
首先是香港是否一向都有新聞自由呢？我們看看一百年前(1907年）的香港政府發佈的第十五號法令，或對近百年來的所謂「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已可略見其真實情況於一斑。該法例稱：「凡在本港發行之報紙、書籍、文字、圖畫，流入中國內地而能使全國發生叛亂的，本港政府為顧全邦交起見，得加以取締，判處罰款不超過五百元，監禁不超過兩年，或罰款與監禁並施，在監禁期間是否須服勞役，須待高等法院裁定。」
儘管港英當局對新聞諸多箝制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我們也要承認，香港是中國較早發行報紙的一個地方，一向出版物也較豐盛和多元化，相信這是和香港作為亞洲主要商埠，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和樞紐有關。資料顯示，早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清咸豐八年，也就是公元一八五八年，香港已出版中國第一份以鉛字排印的中文報紙《中外新報》，說起來這是值得香港人驕傲的。
據說，《中外新報》今天已無法找到完整的一份了。不過另一家創刊稍遲六年，亦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發行的《華字日報》則今天仍有多部合訂本，依然完好地存放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中，成為十分寶貴的資料。
該報四開排印，大小僅為今日流行大報的一半，也就是跟每天早上港九各交通要點派發的免費小報相若。《華字日報》首頁多為當日市場及股票行情，據該報載，當時的上海匯豐銀行每股值高達一百五十元，香港煤氣公司每股值是港幣六十五元，皆比今天價值為高。第二頁則為告白（廣告），內容五花八門，較之今日各報不遑多讓，只是圖片欠奉，這可能與當時的製版技術未完善有關；同頁還有「各埠之船舶船期消息」，與今天《大公報》內的船期報導頗為相似。從船期上看，當時雖然蘇伊士運河已經通航，但從英倫來港仍需四個月以上，而花旗輪船公司往舊金山的船費，每一唐人艙位收水腳銀港幣四十五元二毫半，可見當時往美國的華工移民已很多，每年數以萬計，以致船期相當頻密。
新聞報道方面，《華字日報》已明顯具備今天新聞業界通行的所謂「五W一H」形式，內容方面可以說較之今天港報的一般報道水平更高、更深入具體而細緻。這點也是頗令人感慨的，新聞聯十周年紀念會上，不少與會者痛陳今天報道內容多有膚淺而流於表面，記者基本功薄弱等弊病，難道香港報業傳媒真是今不如昔了？
最有趣的是該報刊載的當時香港人口資料，相信對研究本港人口發展史的學者是相當有價值的。該報資料顯示：一百五十年前，港島的筲箕灣、赤柱、石排灣等地是人口最多之處。
報道稱：「本港政務司近有論戶口生死冊籍者，內云：報生產（出生）者二百八十八人，死者六百九十九人。其中西人生者二十人，死者四十有九。且於四十九人之中，有十二人非長居於港中者，其餘三十七人內，英人十七、西洋人九、普國人一、印度人六、馬孻（馬來）人四。所產嬰孩二十有八，內男子十五人、女子十三人。而唐人居港所生者，男孩百四十、女孩九十。筲箕灣所居之唐人，男子十三人、女子十二人。石排灣男子十一、女子七人。九龍男子八人、女子五人。共計二百六十人。就以今歲英春季三閱月中計之也。其死者，居港之唐人五百八十二，筲箕灣二十三人，赤柱七人，石排灣十二人，九龍二十六人，共計六百五十人。以生死兩途較之，死者其數有餘，生者似形不足。其故有二：一是唐人之作客港中者，多不挈妻室偕來。二者凡新產之家，每於生時匿報，而死者則必報聞，故死者之數宜其多也。又死者於二育嬰堂之小子尤多，其一則殞至一百四人，內女子八十五人。其一則殤五十三人，內女子四十四人。此顯見唐人以生女為恨（憾）事，然育嬰堂多死之故，亦由唐人於初生時即行攜往，或俟其病危篤乃始送至，以此為權宜計。外國人一歲於千人死中三十有五人，若唐人則死二十有五人，以中西相提並核，歲於千人中死者二十二人有九。此外，又有小子十三人遺棄於道，經檢屍官拾得命葬者。」
除了新聞財經外，該報也有一專門談古論今的《瀛餘雜識》欄目，已頗具今日副刊雛形。負責此專欄的主編，就是後來創辦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報章《循環日報》的一代報業名人王韜。
王韜是於一八七四年二月四日創刊《循環日報》的，由王韜自己擔任主筆。這是中國第一家由中國人獨立經辦成功並極盛一時的中文報紙。在上世紀初的華南各大城市和東南亞各國，乃至歐美各埠的中文報業中，無論發行面或影響力都是首屈一指，是近百年來本港其它報刊難以望其項背的，該報直發行至一九六三年才結業，歷時八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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