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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太田喜二郎繪畫的中日黃海海戰圖。
焦正安
看過不少關於戊戌變法的文章和書籍，加上這一段歷史頻頻搬上銀幕，對翁同龢了解頗多。為翁的不如意遺憾萬千，如果他春風得意，中國就會進步許多。研究清朝末年歷史，是要好好地橫看豎看翁同龢這個人的。翁同龢（1830-1904），江蘇常熟人。光緒的老師。先後任軍機大臣和刑部、工部、戶部尚書等要職。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革其職，並明言永不敘用，令回原籍，由地方官嚴加管束。中法戰爭時，翁同龢是主戰派，扶植張之洞，壓制李鴻章。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前，翁又與李處於對峙狀態，翁繼續主戰，李依然主和。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主和比主戰更需要智慧與勇氣：主和，無論如何討不到甚麼好，賣國的帽子不經意間就給你戴上了；主戰，往往左右逢源，即使一敗塗地，還能以愛國之心避受批評。
翁同龢的學生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寫道：「合肥（李鴻章籍貫，代指李鴻章）奏言，不可輕開釁端。」「（予）見常熟（以籍貫代稱翁同龢）力諫主戰。」「余謂臨事而懼，古有明訓，且器械訓練，百不如人，何可以放膽嘗試。常熟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dui，重大事端），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予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確知不如，安可望勝？』常熟言：『吾心欲試其良楛，為整理他也。』」（楛h辺A古書上指荊一類的植物，莖可製箭。這裡代指攻擊物，兵力。）甲午海戰表明北洋水師不堪一擊。李鴻章代表清朝政府簽下了影響深遠的中日《馬關條約》，他個人可謂忍辱負重。
王伯恭是翁的學生，但翁在戊戌變法以後失勢，其主戰並不高明，自然招了批。王的回憶雖然言之鑿鑿，但也只是一說，不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從王文中可以看出，他也主和。退一步說，王戰前談不上是主和，事後有標榜之嫌，那也說明：海戰後面對《馬關條約》，朝野上下約略認識到輕易開戰非上策。恭親王戰事過後認識到局面難以收拾，避戰敷衍可能是上策，他便忙於為自己開脫：「此（主戰，結果戰敗）皆大司農（翁同龢）階之厲（同「癩」，意即主戰包含著出李鴻章洋相的私心）也。」不論是迫不得已還是出自內心，翁同龢到底還是寫了檢查書《請為甲午海戰敗罷職呈摺稿》。摺稿中說：「臣於敵勢軍情焉不識。」實際情況是：翁與李及持觀望態度的大員都沒有也不可能十分清楚地認識到兩國海軍戰鬥力差距之大，都沒有預見到敗之慘以及隨之而來的嚴重後果。李、翁等決策者都不是有眼光的政治家軍事家，總體上還停留在：把軍國大事與一己之利聯繫在一起，帶著陰暗心理建言，關鍵時刻持觀望狀態、見風使舵。這是封建政治文化熏陶的結果，也是中國近代史充滿屈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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